如果没能抓住机遇并解决潜在的风险，将会面临所谓的“分裂网络”。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新动能。在新冠疫情重创全球货物贸易的背景下，数字贸易被寄予厚望。
9月5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后疫情时代的数字贸易：前景与争议”的演讲。
斯蒂格利茨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数字化加速，数字贸易的规模将越来越大，数字贸易的成本也将随着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进一步降低。他说，目前，信息通讯技术、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很小，但增长很快。
目前，中美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居领先地位，全球数字财富高度集中于这两国的商业平台。斯蒂格利茨指出，目前，有关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说，中国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5%，也有说已达到3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美国的这一比例为8%，而其他机构对美国数字经济的估算要高得多。
斯蒂格利茨强调，数字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埃森哲咨询公司的估算，数字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达到22.5%。当前，跨国界的数据流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比重超过40%。在美国，从2010年到2019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岗位的比重从0.26%增加到1.32%，50%的大公司通过不同方式使用人工智能。
与传统经济相比，斯蒂格利茨指出，数字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高度集中，与数据价值相关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比如，电子商务市场高度集中，在不同的地区，市场主导者各不相同——在亚太地区，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比达到32%，而亚马逊只有4%；在美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同时，他指出，精准投放使数字平台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广告媒介，比如，Facebook98.5%的收入、Alphabet超过83%的收入均来自精准投放广告。物联网收集了丰富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通常卖给第三方。
由于上述特性，斯蒂格利茨强调，数字贸易真正的障碍来自越来越多的人为壁垒，“这些障碍大多反映了真正的政策关切，如税收、垄断、滥用、国内领军企业、经济竞争以及多层面安全的关切。”他强调，要让数字贸易充分发挥其潜力，就必须解决这些关切，这些是当今紧张局势的根源。
他进一步警告，如果不化解这些风险，可能会造成世界的分裂，也就是，不再有一体化的全球贸易和数据体系，数字贸易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体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数字贸易的全部好处将无法实现。
“除非我们对国际税收制度做点什么，不然这些国家将被剥夺急需的税收收入。除非我们对竞争环境做点什么，不然可能造成数字垄断，这将破坏竞争性经济的基础。这些企业不仅会在初始领域利用这种力量，还会对其他商业领域施加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出路在哪里？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人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从数字贸易中获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避免零和思维和民族主义心态，同时进一步夯实全球合作的基础，加强多边主义建设，比如，在平台算法、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增加透明度。
数字贸易税收或引发紧张局势
“数字贸易正在夺走许多国家所需的收入来源。随着各国正在忙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后果，即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人们对缺乏收入来源的担忧将更加严峻。”斯蒂格利茨说。
他指出，数字贸易使得销售税和利润税方面存在损失，亚马逊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被认为没有缴纳应付的税款。比如，欧盟委员会对苹果提起的诉讼就说明了这一点：欧盟委员会当时表示，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利润税率远远低于1%的水平。
“关于数字贸易税收的争论暴露出国际税收制度中的潜在问题，即对所谓的转移定价体系的批评，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斯蒂格利茨解释道，比如，当Facebook从法国获得广告收入时也收集了数据，或者亚马逊在印度的贸易中也收集了数据，这些数据的价值很少被这些经济活动的来源国征税，这很有问题。
虽然很多欧洲国家都建议实施一个数字税收体系，但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一直将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解读为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政府甚至因此威胁要对欧洲的红酒征税。“下一届美国政府或许有新的调整，虽然很困难，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进展。”
斯蒂格利茨强调，有关数字征税的问题已成为引发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问题，不仅影响了数字贸易，对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构成了影响。不足为奇的是，大家都在努力就数字贸易征税达成国际协议，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在鼓励这一点，但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似乎已陷入僵局。
科技巨头应接受反垄断拷问
最近几年，欧盟委员会已经先后对谷歌和亚马逊挥舞反垄断的“利剑”。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欧盟认为数字巨头违反了竞争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绝对正确的”。“这些数字巨头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它们不仅利用这些平台为自己获得巨大的收入，同时妨碍公平竞争，创造准入壁垒，还利用它们在平台上的力量进入其他领域。”
对于如何约束和规范数字巨头的行为，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监管体系，美国一直将欧洲促进竞争的努力解读为“反美”，这是不对的，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很重要的。
“一些人认为唯一的对策是培养国内领军企业，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更好的途径是增强竞争和防止竞争滥用，这也是欧盟反垄断负责人玛格丽特·维斯特格所持的观点。我担心的是，在一个只有几家大型数字巨头的世界——它们都是国内领军企业，然后互相斗争——实际上会让其他人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
科技巨头滥用平台优势
“在过去的5年到10年里，出现了越来也多的滥用行为，包括侵犯隐私、仇恨言论、煽动暴力、虚假信息、操纵政治、价格歧视以及其它形式的剥削。”斯蒂格利茨指出，比如，在虚假信息方面，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反疫苗行动是一个尤其危险的事情，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
对于这些滥用行为，斯蒂格利茨认为，必须要出台一些适当的对策，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约束。但现实中的一个问题是，各国的法规和规范有很大差别，涉及隐私法规、问责制（中间责任）、记录错误信息的标准等，各国之间的差异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威胁。
“竞技场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以及制定应对措施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再次建立国际标准，那就太好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避免不顾底线的竞争，采用严格的隐私标准；我们必须保护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数据不受政府的影响。”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要达成一项全球税收协定已经很难了，而要在竞争领域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协议，可谓难上加难，因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各国内部都有可能出现重大分歧。
他还特别提到，以美加墨贸易协定为例，美国贸易协定中的一些标准反映了特殊利益群体（美国数字公司）的观点，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批评。
他警告，未来，数字贸易的标准可能将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制定，从而让行业巨头实现利润最大化。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各种滥用将成倍增加，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对安全的关切将引发政治问题
在安全方面，斯蒂格利茨指出，人们的关切是多方面的，涵盖数据访问、网络安全（如基础设施可能中断，某些用户享受的服务可能中断）、经济、地缘经济与战略竞争（包括人工智能等数据丰富的领域）。
“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令人担心的是，在那些对于数据存取监管较少的地区，这些国家的公司会比有更高数据访问标准的公司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整个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缺乏透明度，同时在监测和充分评估威胁方面存在困难。”
斯蒂格利茨还说，“我们不能完全破解这些复杂的程序，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社交媒体参与精准投放的方式存在歧视，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确定各种形式的歧视正在发生，但很难揭开真相。”
斯蒂格利茨指出，所有这些关切都会导致焦虑，而焦虑进而会引发“极端的防御行为”，这将是数字贸易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
（作者：郑青亭 编辑：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