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何带领携程闯过生死时刻，他怎样看待中年危机，他最遗憾的是错过了哪些机遇，他将要带领携程去往哪里？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说，“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产生的创造力，是21世纪创新型经济的关键因素。”
梁建章的身上就体现出这样的创造力。他是出身于复旦少年班的天才少年，集携程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北大教授、科幻小说作家这些诸多身份于一身，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样本意义。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梁建章和携程逼到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但他们没有“浪费”这场危机。3月至9月，身为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的梁建章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BOSS直播”为携程带来订单，也带动了旅游复苏。携程甚至顺势而为把梁建章直播固定成了每周一次的“BOSS直播”。
国庆假期之后的10月10日，梁建章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视频专访，详解了他如何带领携程闯过生死危机，以及他最新出版的《永生之后》小说背后的寓意。
梁建章。资料图
带领携程挺过生存危机
《慧见》：你今年一共直播了多少场？
梁建章：到现在正好是30场。
《慧见》：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想过携程会死于这场疫情吗？
梁建章：疫情刚爆发时携程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不光业务受影响，财务也面临很大压力，面临生存压力。有很多退款要处理，下游航空公司、酒店也面临巨大财务压力，有那么些天可能整个行业压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最多时面临几十亿资金缺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给客户赔付了。
到疫情后期，公司主要面临的还是经营上的压力。整个中国包括全球都进入封锁状态。我们挺住了，因为中国比较快控制住疫情，现在国内业务已经都恢复了，我们现在可能是行业里状态最好的一个公司。
《慧见》：压力最大时是什么情形，你刚才提到几十亿资金缺口怎么解决的？
梁建章：我们站在客户立场上帮他们解决退款要求，即使我们还没拿到钱，比如航空公司还没把钱退给我们，还是给客户垫付先退了款。这是给客户的承诺，当中就面临资金缺口，虽然我们比其他公司来说资金更充裕一点，但任何一个企业长时间这样也撑不住。
所以后来还是跟我们的上下游，主要是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进行了沟通，国内的这些公司还比较容易沟通，但国际公司按照惯例，不可抗力因素确实法律规定不需要给客户退钱。我们努力说服了他们，最后绝大部分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都及时承诺无条件退款。
《慧见》：回过头来看，什么关键因素帮助携程渡过了难关？
梁建章：首先对客户做到无条件退款的承诺这件事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所以全社会都会来帮忙，包括资金方面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其次中国疫情控制较快较早，起码早了半年，所以行业恢复得很快。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包括直销、直播和预售等。
《慧见》：未来你要带领携程去往哪里？
梁建章：我觉得携程非常有机会，不光是做成中国最强的旅游企业，还可以在未来几年做成全球最强的旅游品牌，去占领全球的市场。
《慧见》：如果携程能在未来几年实现你说的目标，关键因素在哪里？
梁建章：关键是我们服务方面的优势能不能复制到全球去，现在技术、产品覆盖、业务模式等方面携程和全球领先企业差别不大。但携程强项在于服务，比如从一开始建立网上的服务到现在全方位的一站式APP。比如以前正常可能100张票才有1张票要退改，疫情期间所有票几乎都要来回退改好几次，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电话只要打得通其实都是巨大的成功了，但我们做得更好，把所有的业务都处理完了。
其次，需要更多全球化的人才。还有个关键因素是创新，像直播、预售产品也是很好的创新，我们现在在国外也在做预售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得到携程能在未来几年做到的。
《慧见》：携程刚刚拿了支付牌照，很多互联网行业大佬都是抱着改变世界的想法开始创业，但最后你们为什么殊途同归都走上金融这条路？
梁建章：携程金融业务已经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主要业务，我们主营业务还是酒店、机票、旅行这些。做金融是因为旅行牵涉到很大的一笔支出，无论是换外汇或是分期贷款，还是做旅游储蓄，帮客户理财，都是必要的配套服务。
《慧见》：现在金融业务的利润占比是多少？
梁建章：现在很小，从利润来讲，这块业务刚刚开始盈利，在我们总盈利盘子里就占1%-2%，比例不大，就是给客户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
多重身份的挑战和思考
《慧见》：《永生之后》有不输于三体的新奇创意、精巧构思和深刻涵义，但最后呈现的故事情节、布局结构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就逊色许多，你花了多久写完的，给它打多少分？
梁建章：没花太长时间，但酝酿了很多年。是从去年国庆节到春节这段时间写的。最主要的两大块空闲时间是在国庆和春节的邮轮上。
我的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人类实现永生从而把时间变成了非稀缺资源。这个角度是比较创新的，所以在构思创新性上我可以打非常高的分，因为以前的科幻小说基本上要么说人类把环境搞坏了陷入末日困境或者AI统治人类了等等悲剧。但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也没想清楚，所以小说结局是开放式的。从文字角度和故事的情节来说我不太满意，时间比较紧也没经验，有粗糙的地方。
《慧见》：小说中有两位男主角，年轻的旅游企业创业者达凯和年老的学者杰德，是否是你自身携程创始人和人口经济学家这两种身份冲突的象征？
梁建章：他们确实是社会中不同的角色，但本质来看其实都是不同领域的创新者。企业家是商业模式组织形式的创新，学者是理论想法创新，其实都是把创新想法实现的创新者。
《慧见》：对你而言，携程董事会主席是短期职务，人口经济学家才是终身的爱好吗？你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时有过冲突和困惑吗？
梁建章：我有生之年都会把推动人口问题的解决当作终身使命。就解决人口问题这件事而言，肯定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我做了学术工作，但如果要推动这些事情的解决，可能需要有些创新的企业家技能，然后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可能需要写文章或者是怎么样去呼吁，写学术文章还不够，还要用通俗小说来引起关注。
旅游也是长期的朝阳事业，人类有需求。对我而言没有冲突，这两方面（人口和旅游）都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慧见》：你在小说扉页上写，把这个故事献给所有热爱旅行和生命的人，你对“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怎么看？
梁建章：“热爱生命”其实是我小说的核心观点。就热爱生命跟旅行的关系而言，这里面的旅行就不光是旅游了，还包括探索未知。
书里没有讲怎样解决人口跟永生间的矛盾，我认为就是要靠旅行。时间维度上扩大以后，你的空间维度也必须同时扩大。但人的时间有限，旅游还比较贵，不可能去所有地方，也不可能经历历史，所以要了解世界肯定大部分还是要通过读书。现实世界跟书里的世界丰富度不一样，你去到那个地方才能真正体会那边的文化。旅游跟读书都非常重要。
人是创新的关键
《慧见》：当年是怎么迷上人口经济学的？
梁建章：我其实不是迷上了人口，而是迷上了创新。我相信创新主义，创新是人类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制度会推动创新或会阻碍创新？研究不很透，所以开始我是研究，就发觉人口跟创新之间强关联关系的角度，这是我的一个创新。
《慧见》：你在《人口创新力》中预计在2045年左右中国人力资源将到达峰值，然后断崖式下降，房价也将应声下跌。所以中国房价还要接着涨25年？
梁建章：房价不会整体一直涨，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会提高，大城市还会越来越大，所以中国大城市房价还会涨，但房价各个区域是不一样。
《慧见》：你在《人口创新力》中分析，人口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因为人口是创新的关键，而创新是现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庞大的人口规模又是创新的关键，是否有失片面，没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再多对创新有什么用？
梁建章：当然决定创新的有很多的因素，但其他的因素国与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说市场经济、保护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剩下的拉开差距的这个变量就是人口，取决于总体人口的规模和人口的年轻程度。
中国现在跟美国在竞争，最后根本还是科技创新力的竞争。中国现在总体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年轻人数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所以短期来说中国会有优势。但中国人口已经出现一定程度老化，如果按照每代人减半的速度，优势在一代人以后就没了。美国长期来看更有优势，一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二具有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移民产生了近一半的科技创新或者企业家、科学家。
如果美国的生育率跟中国一样，大家都会同样老龄化，相对来说竞争实力没影响，但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美国低这么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房价，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父母不惜巨大的财力精力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现在补课产业规模巨大，但对社会没有创造价值，只是为了高考。所以症结还是高考。
《慧见》：所以这是你呼吁推动教育改革的初衷？但是取消高考你觉得适合中国目前现阶段的国情吗？高考是有各种弊端，但目前还是相对最公平的一种选拔手段。
梁建章：教育是根本。家长们花的精力跟财力是让小孩去学对未来创新有用的东西，也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家长指挥棒就是高考，考的他会去学，不考的就会不学。现在的高考制度虽然说是必须的一个测试，但从它的时间和考的内容上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时间太早，现在通识教育已经到了大学毕业，没必要提前那么多年就考。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整个中学阶段太长，很多的时间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要看我未来30年做什么”
《慧见》：为什么在37岁携程网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辞去了公司CEO的职位，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是遇到什么困惑，还是中年危机？
梁建章：我一直都有中年危机，我从20多岁到现在都一直有中年危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中年危机的，对我来说是在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如何去进一步寻找更多不同领域的新挑战。去读书那个时候主要是公司里已经缺乏挑战了，当时公司好像做得蛮成功，所以就想在其他领域做一些发展，就选择了去斯坦福学经济。
《慧见》：时势造英雄，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你和一群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回顾携程20年的创业史，你犯过的最大的错是什么？
梁建章：我们最遗憾的是错过了电商。携程一开始就专注做旅游，因为那时电子商务还没起来，支付和配送等都非常困难。我当年离开公司的时候，携程可能比阿里的盈利状况还更好一些。后来当然就错过了，电子商务起来很快，很多其他一些商业模式都起来很快。
也没有特别后悔，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去做，旅游虽说现在规模比电子商务小，长远来说我觉得旅游的规模也有很大增长空间，你肯定得有取舍了，比如说当时我如果不回来携程，就在斯坦福深度把学术做下去的话，现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梁建章。
《慧见》：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的话，在人口经济学家、北大教授、携程创始人和作家之间，你会选哪一个？
梁建章：那肯定不会是你提到的其中这几个，肯定是我以后30年要做的事。
《慧见》：未来30年要做什么？
梁建章：还在探索当中。
《慧见》：你觉得外界对你和携程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梁建章：我觉得也不是误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做了很多毫无关联的事情，但其实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强关联的。
《慧见》：所以你最怕被误解为“不务正业”？
梁建章：你务不务正业，最后还是取决于你公司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公司做得不好那肯定是不务正业，公司做得好的话，你就不光是务正业了，还可以干成很多事，所以最关键还是先要把公司做好。
《慧见》：你现在主要的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梁建章：公司有很多事要忙，比如说直播。但我最关心的还是总体战略，从我个人兴趣觉得最想推动或者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携程的全球战略。把携程打造成为一个全球的品牌，因为从全球市场份额来看我们现在很低，所以对公司业绩也是意义重大。
《慧见》：你是如何做时间管理的，上市公司掌门人、北大教授都是繁忙的社会角色，还有时间来写小说，写各种人口类文章，还要直播？
梁建章：我跟其他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就是休息效率比较高，在任何场合都能睡着，然后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开那么多会，我运动比较少。花很多时间工作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必然是在交通工具上，交通工具上也能做很多事情。比如我的小说大半都在邮轮上写的。因为疫情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空，现在都忙不过来。
（作者：包慧 编辑：李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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