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之死和被高估的韩国财阀

李健熙与独子李在镕

10月25日，因病卧床6年的韩国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去世，终年78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他是当之无愧的“教父”级人物，就如同三星在事后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真正的远见卓识者，将三星从一家本地企业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和工业强国”，不但成了韩国经济的顶梁柱，更成了全球电子产业不可或缺的要角。三星地位的隆重，不但体现在李健熙身后政商高层云集的吊唁场面，更体现在李健熙生前的两次特赦和人们对韩国“三星共和国”的称呼之中。

但在李健熙卧病的几年间，伴随着亲商的保守派总统朴槿惠下狱和进步派总统文在寅上台，财阀的名声和处境已大不如前，改革财阀成为韩国社会的共识，在这背后，是对政商关系没那么依赖的互联网经济崛起。作为老牌财阀的三星，在后李健熙时代能否驾驭这种变化，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987年，李健熙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接过集团的旗帜

从孤独少年到三星帝国引领者

三星创始人是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喆。李秉喆的创业历程从一家碾米厂起步，先后做过酿酒、食品贸易、化肥、制糖等多个行业，几经辗转，将三星发展成了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李秉喆有8个孩子，3男5女。李健熙是最小的儿子，排行第7，从小被放在祖父母那里生活，十几岁就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又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因为从小远离父母独自生活，李健熙是一名孤独少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喜欢独自琢磨事情。他是个狂热的影迷，留日的三年里，共观看了1200多部电影，到美国留学后又迷上了汽车，成了汽车结构方面的专家。学成回国后，和家族安排的《中央日报》社长之女洪罗喜完婚，之后到家族企业旗下的东洋电视上班。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似乎并不是继承人的有力竞争者。

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李秉喆刚开始属意的接班人是长子李孟熙，对他重点栽培。但李孟熙资质不足，参与经营后，无法服众，公司很快陷入混乱。1966年，三星卷入了从日本走私化学原料的丑闻，二儿子李昌熙因此被判5年徒刑。保释出狱后的李昌熙对独自背黑锅不满，收集了父亲偷税漏税的黑材料，实名举报到了总统府青瓦台。李秉喆认定主谋是长子，将二人全部逐出继承者名单。在这种情况下，三子李健熙后来居上，就此成了三星的接班人。

早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李健熙就意识到高新产业的重要性，并建议父亲收购面临破产危机的韩国半导体公司。不过，李秉喆对用粗制滥造的集成电路制造电子表的韩国半导体不感兴趣，32岁的李健熙只好自掏腰包，收购其50%的股权。此后，李健熙为获得美国半导体技术，先后前往硅谷五十多次，最终以韩国半导体30%的股权为代价，换取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技术转让，三星就此进入了新兴的半导体行业。

1987年李秉喆去世，李健熙成了三星集团的会长。此时的三星，已经是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财阀企业，但李健熙并不满足于此。1988年，在当家的第二年，他提出三星要“二次创业”，明确了电子和重工业两大战略重点。但三星的高层普遍存在着小富即安、因循守旧的思维，改革一直进展缓慢。

1993年6月，李健熙问计于从日本挖来担任三星电子设计顾问的福田民郎等人，日本顾问们尖锐指出了三星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满足于国内第一的头衔、内部缺乏信息沟通、工作低效、分工不明、欺生拒不听取外人的意见，等等。李健熙在次日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把福田提交的报告读了一遍又一遍。巧的是就在当天，三星发生了引发轩然大波的“洗衣机事件”：三星内部电视台偷拍到员工们发现洗衣机盖子盖不上后，竟然用刀将尺寸稍大的塑料部件割去2毫米再进行组装，交接班后，接班的员工仍然泰然自若地照葫芦画瓢。

以此事为契机，李健熙与三星的核心管理人员开了一场长达16天的会议，确定三星新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级超一流企业，并发表了《法兰克福宣言》，要求大家：“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什么都得变。”1995年，在发现龟尾工厂一批产品有缺陷之后，李健熙亲自前往，当着员工的面，将价值5000万美元的电话、传真机和其他库存砸碎并烧毁。新经营理念一扫三星此前满足于全国一流、自甘全球三流的风气，从根本上改变了三星。

1990年代初，三星已经超越日本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成为存储芯片行业和平板显示器行业的领导者。2006年，在开始生产黑白电视37年后，三星在全球电视机市场赶超了索尼，2012年又在智能手机市场赶超了苹果。对于好面子的韩国来说，三星成了国家崛起的标志，让韩国人深以为豪。

三星也渐渐发展成除了农业之外几乎无所不包的巨无霸企业集团。手机业务只是三星很小的一部分，这家企业还造坦克、建房子，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迪拜的哈利法塔都是三星建造。韩国有一句话：人一辈子避免不了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意即韩国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三星系统里完成，在三星的医院出生，上三星的幼儿园，到三星工作，开三星的信用卡，买三星的房子、手机、人寿保险，穿三星造的衣服，看三星旗下的《中央日报》，到三星新罗酒店结婚，到三星爱宝乐园游玩，最终在三星的殡仪馆去世……

因为三星的销售额占韩国GDP的16.4%（2019年），出口占了20%（2019年），其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占首尔交易所市值的28%（2017年），韩国是“三星共和国”的说法也开始大行其道。

如今，三星手机虽然在中国走了麦城，但在全球范围已经连续8年成为出货量最大的手机企业，并且是全球最大的5G手机出货商。三星的内存、闪存、显示器是高端手机的标配，其芯片代工能力足以和台积电比肩。2018年，三星集团的营收超过2197.3亿美元，放在中国的话，超过它的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国家电网三家，BAT和华为均难望其项背。

李健熙（最后一排）和父亲李秉喆等家人的全家福

走下坡路的财阀

韩国财阀甚至比“大韩民国”的历史都要悠久。早在被日本殖民时代，一些资本家就开始创办买办色彩浓重的企业。同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与掌权者密切合作有助于事业成功。韩国1980年代末的法律规定，总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当时相当于5亿美元）的企业可以称为财阀企业，当时有43家，人们记住的只有排在前面的少数几家。到今天，前五大财阀集团三星、现代、LG、 SK、乐天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占到韩国 GDP 的 60%。

财阀主导了整个韩国经济，当然也出现了政商一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企业“绑架”的现象，“财阀症”的蔓延让“小国家，大企业”既成为韩国经济的特色，也成为韩国政坛腐败的根源。因涉嫌腐败被调查下狱，几乎成为民主化后历任韩国总统的宿命。与此同时，遭到起诉和逮捕甚至流亡海外的财阀也不在少数。李健熙就曾经两次被起诉判刑，第一次是在1996年，因为行贿被判2年缓刑，2008年又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被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

韩国的这种政商结构对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是一种伤害。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中，财阀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强大。毕竟，韩国属于儒家文化圈，行政权力独大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财阀面对官员时，有互相博弈和互相利用，但整体还是处于下风，因为官员手中握有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压制财阀。首先是金融，韩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控制在政府手里，财阀的负债率很高，要融资必须要通过政府；其次是司法，韩国政府可以任命各级司法人员，包括检察官，可能调查一个人几年之后才释放，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人胆战心惊；第三是查税，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整体而言，韩国财阀面对政府还是很敬畏的，政府的要求他们一般不敢拒绝，远远没有达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三星的三代掌门人都接受过司法调查，而且罪名都包括向政治家行贿和提供政治献金。如果财阀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李健熙的独子李在镕因为向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名下的基金会捐款，遭到起诉，原因恰恰在于政府在三星旗下的第一毛织拥有关键股份，李在镕要接班李健熙，就需要政府的点头，因此不得不屈从于崔顺实的要求。

文在寅在接替朴槿惠上台前就曾表明，不改革财阀和大企业，就无法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增长。他上台后，韩国检方多次起诉李在镕，后者被迫公开向全体国民致歉，并称自己“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近年来，韩国财阀家族又多次曝出丑闻，比如大韩航空公司会长赵亮镐的儿子赵源泰在路边将一名 70 岁老太太推倒；女儿赵显娥乘坐大韩航空从纽约飞往仁川的班机时，因不满空乘人员发放坚果的方法，要求机长将飞机重新开回登机口，并勒令乘务长下飞机。李健熙也被媒体揭发在2014年生病前有招妓的记录。

这些都给文在寅打压财阀提供了口实，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韩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近几年的韩国富豪榜上，互联网、生物制药、化妆品等新兴经济的代表人物已经崛起，在前十大富豪里占了半壁江山。这为韩国政商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在此情况下，传统财阀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韩国经济还需要他们，但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对三星而言，目前的掌门人李在镕能否顺应和驾驭这一变局，只能拭目以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文｜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