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问题，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面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本次五中全会的公告中，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大。另外一方面，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更加凸显国内需求潜力巨大。表象上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是我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在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没有统一的理论把这种新格局组织武装起来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我们需要给公众介绍这些现象背后的国际贸易理论。
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独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通过揭示规模经济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他的观点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方向。在克鲁格曼所开创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学说，即本地市场效应或母国市场效应。由于母国市场效应，企业倾向于集中和集聚，以超本地市场规模的比例选择区位，形成大的市场，而国家倾向于出口本国有着很大市场的商品。关于母国市场效应的思想是简单的，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商品生产有到离市场近的区位进行集聚的动机。在一个地区进行集聚，规模经济就得以实现。
其实，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深人认识内需与外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普遍有一种看法, 认为扩大内需或者依靠国内大循环对企业来说就必然意味着减少出口。然而, 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况下, 内需与外需并不一定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反而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提出的“ 本国市场效应” , 对于存在规模经济的产业, 内需大的国家往往可以在出口贸易中具有优势, 成为该产业的净出口国, 庞大的国内市场可能成为国际贸易优势的来源。更为重要的, 克鲁格曼理论可能对分析我国今后比较优势的演变提供新的思路。我国日益增大的国内市场会促使规模经济的形成, 会使得很多企业超比例地集聚在中国, 如汽车、高铁、大飞机，从而形成这些具有规模经济的产品的净出口。如果我们把各产业分成两类, 一类是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 一类是规模经济不明显的产业。那么, 今后中国有可能会在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部门形成比较优势, 从而形成出口规模经济明显的产品, 进口规模经济不明显的产品的贸易格局。传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可能会被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取代, 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或者说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在贸易理论上就是一个整体，这在阿明顿假设（多样性喜好，假设我们可以消费到任何一国的商品）前提下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中已经得到体现。如果不存在阿明顿假设，在21世纪的贸易理论中，有个著名的EK模型，也能得到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在统一的均衡框架中（由两位经济学家名字的首字母组成——普林斯顿大学的Jonathan Eaton教授和耶鲁大学的Samuel Kortum教授）。2018年，Samuel Kortum和Jonathan Eaton获得国际贸易奥纳西斯奖。这是由已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创立的“奥纳西斯公益基金会”资助（Onassis Public Benefit Foundation）的奖项。两年颁发一次，特别对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的最顶级学者及其终身成就轮流进行表彰认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K模型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就是一国进行贸易的福利取决于国内贸易额的大小。如美国75%的GDP是来自于国内，那么如果美国不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它的福利损失只有其GDP的7%。而中国国内贸易的比重只有50%左右，测算下来如果不进行对外贸易的话，我们的福利损失将会达到20%左右。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国内贸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是我们在当前世界格局下提出要重视国内大循环，重视内需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重视国内贸易的做法其实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如19世纪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20世纪或者如今的美国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一个针对1932年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而做的严谨研究，得出“关税对那一年的经济增长具有刺激作用”的结论。经济历史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发现 ，1950—1960年之间的关贸总协定降低关税，的确在十年里让经济产生了少量的额外增长，但总体上这个额外增长的数字只有1％，而且只发生在北欧地区，对美国则丝毫没有起到作用。
因此，重视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如果国内形成了真正统一的大市场，其带来的福利效应将很有可能比国际贸易带来的还要大。2019年，由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贸易、劳动力转移和生产力：对中国的定量分析》），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内部贸易和要素人员流动成本能降低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国内贸易规模以及带来的福利增加都将远远超过国际贸易成本下降所带来的好处。
中国和欧洲大陆的面积相差无几，但中国很早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欧洲历史上也曾有过统一的时候，如罗马帝国，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分成了当今几十个国家。欧洲国家由于长期分裂，战争不断，“二战”后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成立了欧盟和欧元区。虽然是几十个不同国家组合而成，但是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却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和人员流动成本可能比有些国家内部还要低，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这对中国来讲就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国内的市场壁垒还很大，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过去我们通常强调补短板，现在不仅需要补短板来弥补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需要注重“锻长板”，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优势产业和大市场优势，逐渐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比如中国可以依托国内市场，将中国分布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转移至国内，进一步建设若干个世界先进制造集群，如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以及成渝地区打造规模上千、上万亿的新型产业集群，以此提高基础产业能力和产业链的现代化，同时提高抵御外部经济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林发勤 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