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真凶”案开庭审理第二天,一份重要指南出炉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峰 北京报道
2020-11-22 13:47

11月20日,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一案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荥阳县索河路派出所的一次治安排查中被抓获,随后,王书金向警方供认,自己强奸多人,杀死四人,分别是刘某某、张某芳、张某芬、康某某,另有对贾某某强奸杀害未遂。

然而,当时,王书金供述的被害人之一康某某案已经“告破”,被告人为河北鹿泉人聂树斌。1995年4月25日,聂树斌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正是因为王书金主动供述为聂树斌案“真凶”,使得聂树斌平反成为其后十几年的一起标志性案件。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根据新华社报道,聂树斌平反的原因不是王书金的供认,而是因为证据不足,比如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而王书金在2013年就被二审判决死刑,但7年时间里,最高法院迟迟未予死刑复核,最终于11月20日再次开庭审理的原因也是证据。

据报道,虽然王书金供认杀害了其中一名被害人张某芬,但死刑复核期间公安机关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这是一份对被害人尸骨的DNA鉴定意见,结果表明并不能认定这是被害人张某芬的尸骨。

证据是法院进行案件裁判的前提和依据。王书金案开庭审理的第二天,11月21日,一份关于证据的重要研究成果《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下称《指南》)正式发布。这是2011年12月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的最终成果。

“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一系列冤错案件的纠正,促进了刑事司法理念的更新,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原则得以确立,全社会逐渐高度重视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沈德咏说。

2013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的沈德咏接任该课题首席专家,在他之前,项目首席专家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此后,张军因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再担任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是课题的责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为合作单位。

减少冤假错案

“促进证据规则的科学化、体系化,保障人民法院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减少冤假错案,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建立一套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在发布会上说。

证据适用并非仅仅是法院的工作职责,而是贯穿涉及公检法三家的诉讼流程。2018年7月25日举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视频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

“《指南》对切实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意义非凡,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检察机关的起诉,都要有证据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沈德咏也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证据在司法裁判中的基础性地位。

“当前,刑事诉讼证明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一线司法机关的证明能力滞后于司法体制改革步伐和不断提高的证明标准”,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明说,“我当了检察长以后,经常有历史遗留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摆上我的案头,问题集中在证据方面”。

他还介绍,2017年-2019年,张家口市共有333人被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每一个刑事案件背后都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与还受害人公道,伸张正义之间的这种两难抉择,关键问题还在于证据”。

《指南》如何在证据适用方面保障防止冤假错案?

比如,在冤错案件甚至一般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翻供是一个典型现象。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保生介绍,针对被告人庭审中翻供,《指南》规定应当由被告人说明翻供的原因,法庭应综合全案其他证据以及被告人全部供述和辩解判断其翻供是否符合情理,查明是否存在逼供、诱供、串供等问题。

《指南》还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纳庭前供述。

这实际上是并未采纳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可以采纳庭前供述”的规定,因为这明显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张保生介绍,通过限制庭前供述的使用,有助于削弱公安司法机关对庭前供述的依赖性,激励审判人员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在诉讼双方对供述进行质证的过程中调查核实证据,从而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内在要求。

证据规则过于分散

“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则虽然数量较多,但缺乏体系性,不便于法官理解、掌握和适用。”张保生说。

他介绍,我国现行证据规则比较散乱,分散在三大诉讼法、最高法院三大诉讼法解释和两个证据规定以及“两院三部”证据规定中,总共514条。众多证据规则犹如“满地珍珠”,不成体系,而且存在着一些矛盾冲突,不便法官理解、掌握和适用。

“我们提出的具体目标是:一是建构体系,梳理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和特殊规则,以解决理念缺失的问题;二是合并同类项,解决重复的问题;三是消除一些明显的原理性错误和法律冲突。”张保生说。

一种新的立法模式由此得以被研究讨论,即能否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

“大陆法系一般没有单独的证据法,而是被诉讼法包容,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证据与诉讼程序不太容易区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卞建林说,“而有的国家颁布了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法典,前提是三大诉讼主要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

“《指南》的出版发行改变了现行三大诉讼证据规则过于分散,不成体系,不便于法官适用的局面,为我国未来证据立法,创建国际领先的证据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说。

(作者:王峰 编辑:钟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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