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靳东的中老年女粉丝：“家里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被曝光一个多月后，假靳东仍未消失。

2020年10月，江西一名61岁女性因迷恋“靳东”离家出走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短视频平台上的假靳东与其背后的产业链浮出水面。2020年11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晚上十一时点开抖音，假靳东的直播间不停地播放音乐，不时穿插一名中年男性的声音：“弟弟最近不太好，工作太累了，姐姐也要注意身体，太累了我会心疼的。你可以在直播间多陪陪弟弟，点小心心。”凌晨两点半，仍有三十多人在夜深人静时守候直播间，并发送着思念的话语。

张桂花在其中十分活跃，由于出手大方，她在礼物榜排名第二。她创建了一个55人的群，群里有男有女，大家除了每天问候“家人好”之外，就是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抖音视频。张桂花每天都会分享十几条，近一半与“靳东”有关。

43岁的周秀娟与现实世界中的靳东同年，她小学五年级辍学，十几岁时外出打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的倾诉不时从微信对话框弹出，说起她工作一天后红肿的脚和感冒引发的不适，主动索求关心。一并发送的，是“靳东”的短视频以及她与“靳东”的“合拍”。

大多数沉迷假靳东的女性与周秀娟有相近的背景——四十岁以上，出身农村，文化水平不高。

陕西高校三位学者曾研究农村老年女性的孤独感，他们分析了2009年该省农村1012位六十岁以上女性的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认为“农村老年女性中有时感到孤独的占总数的50.4%，经常感到孤独的占24.2%”。（《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孤独感的影响研究》，2010）

“50、60、70后女性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仍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时期，身为个体的她们尚且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又面临着社会价值观的剧烈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改革开放初期曾争论女性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结束了计划生育的历史阶段，又进入二孩政策的开放。”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雪燕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经历过这些时期的女性，她们的孤独感会更强烈，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处于不稳定的、不完整的状态，不断打破又重塑，而女性自身的价值观也在其中动荡着。”

关注到假靳东事件，杨雪燕既愤怒又同情——诈骗团伙对准寻找感情出口的弱势群体。“我认为事件的核心在于传统性别规范与现代化个人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杨雪燕说。

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些“假靳东事件”漩涡中的女性身上，常常能感受到复杂的矛盾感，她们纷纷在假靳东的短视频下留下强烈的爱意表达，但她们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时又自卑地否认这种喜欢。身为这个时代的个体，她们在寻求与等待对个体情感的关怀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假靳东的短视频评论区总出现姐姐们令人心碎的留言，她们倾诉生活日常，表达对“靳东”的关心，悲叹得不到的爱。（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图）

1、“姐姐和弟弟”

每天在工厂做工时，54岁的李青会戴着耳机，听假靳东在直播间唱歌。李青在江苏江阴一家纺纱厂工作，每天下午两点半上班，工作八九个小时，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家。白天闲暇时，李青喜欢拍短视频——单人视频中，五彩特效配上音乐，李青对着口型唱歌；与“靳东”的合拍中，视频屏幕被分成两部分，右半边是“靳东”的照片像PPT一样在循环播放，左边是李青幸福的微笑。在这些视频中，时常出现男性的倾诉：“你要我怎么爱你啊，我每天都见不到你，我放不下你”“我想醉了，并不是想喝酒了，而是太想你了，想到心痛了”，视频中的李青因为这些话语时而开心大笑，时而满脸忧郁。

四川人李青23岁时嫁到江苏，她父母很早过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不是李青的初恋，她在四川时有过一个男友，后来分手了。被问及原因，李青淡淡地回了句“可能没缘分”。至于现在的生活是否幸福，她又淡淡地回答“不好也不坏”。李青和丈夫没有谈过恋爱，她来到江苏后两人便一起生活了，这是一场没有经过恋爱的婚姻。关于爱情，李青有自己的理解：“爱情有不一样的幸福，有苦也有甜，酸甜苦涩都尝尽，爱情会让你哭，让你笑，更会让你心痛，反正就是很奇妙，让人费解。”

家人知道她喜欢“靳东”的事情，李青说丈夫不会吃醋，但她没有与身边的姐妹分享，因为她们都喜欢“靳东”，“互相知道的话会吃醋”。得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工作时，李青主动提到“靳东”：“东弟他们也在北京了对吧？”李青是2020年在抖音里遇见“靳东”的，喜欢他已经四个月左右了。被问及喜欢的理由，她回答：“我比东弟大多了，不敢用太多的爱去喜欢，我和东弟就是姐姐弟弟的关系和称呼。”

“姐姐和弟弟”，是“假靳东事件”中多数女性对自己与“靳东”关系的定位。“假靳东”视频里那个虚拟的男声，每天都“姐姐，姐姐”地说个不停。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到“靳东”时，这些中老年女性或默不作声，或强调她们的喜欢是姐姐对弟弟的喜欢；只有在假靳东的视频下，她们才毫不吝啬地用上“爱”的字眼。

周秀娟的直白让她仿佛一个异类，她会在假靳东的视频下称对方“老公”，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会在聊天时表达想见“靳东”一面——周秀娟的丈夫2018年冬天因脑溢血去世，独身的她或许没有这方面道德束缚。

丈夫是亲戚介绍的，谈及亡夫，周秀娟的言语里充满抱怨和委屈。据她描述，这是一个爱喝酒，爱赌博，乃至家暴她的男人，耗光了家里的钱，离开了人世，留给她一对子女。

周秀娟五岁那年，身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自杀了，是父亲将周秀娟姐妹四人拉扯大。2019年9月，父亲也因胃癌离开了她。如今，周秀娟一个人生活，她原本在广东打工多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留在老家打工，在车间里用小车运货，一天十二小时跑几百趟路，挣一百元的收入。大女儿和小儿子在县城读书，但周秀娟说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都和她疏远了，不愿和她说话，平时放假孩子们也是回爷爷奶奶家。周秀娟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感慨：“生活太苦，日子好难熬，在家里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没人心疼没人爱，好孤单。”

录音机让周秀娟在八岁时喜欢上音乐，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音乐学院读书。在外打工时，她在K歌平台上录歌解闷，分享给家人听。她唱的多是《爱的世界只有你（对唱版）》《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为爱流下伤心泪》等情歌。在广东时，同宿舍打工的湖南大姐向周秀娟推荐了抖音，周秀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抖音让她进入了全新的世界，好像找回了曾经的歌唱梦想。

抖音上的假靳东出现在周秀娟的人生低谷期。视频里，假靳东安慰许多姐姐的话，唱给许多姐姐的歌，成为周秀娟痛苦日子里的疗愈。周秀娟每天都会盯着直播间，关注了假靳东的各种账号，为他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在一条视频里，周秀娟举着一张A4纸大小的靳东海报在跳舞。问及海报的来源，周秀娟称“是东弟弟寄给我，安慰我这个被伤害的姐姐”。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老旧的性别规范逐渐受到挑战，但并没有被推翻。女性的地位以及经济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提高，会出现个人诉求。当个人诉求与传统规范发生碰撞时，问题可能也就出现了。”杨雪燕分析，“在‘假靳东事件’中我们看到女性自身的觉醒以及对感情的勇敢追求。社会转型期发达的媒介平台给了她们信息，通过抖音快手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这些世界与现实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更虚幻，更有吸引力。但消极的在于，她们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感情的支持与心灵的抚慰，才转向虚拟的网络。”

“我与靳东弟弟是同一年出生的，比他大六个月，我们性格相同，开朗活泼大方。靳东聪明，唱歌好听，优秀体贴善良。”周秀娟发来的消息一串一串，语句时常不通顺，很多词汇像是输入法随前文自动跳出的。在周秀娟眼里，“靳东”是她的蓝颜知己，她用所有美好的词汇来形容对方。她挣扎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一面激动地表达自己对“靳东”的喜欢，一面又袒露内心的自卑，称自己是没文化的农村人，“靳东”看不上自己，不敢靠近“靳东”一点点儿，不想影响他的事业。

“靳东”是李青喜欢的第一个明星，至于喜欢的原因，李青说是眼缘，也有其他女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靳东”的帅气而喜欢他。李青说：“我这个人如果看上一个人，就不会去看上第二个人。”聊天时，她不愿多提及“靳东”，因为会心酸，“酸楚的泪水忍不住就往外流”。

2、拒绝承认这个“靳东”是假的

“假靳东事件”发酵前的一两个月，许强就发现自己的岳母陈丽丽一直在抖音上看“靳东”的视频，并且录制与“靳东”的合拍。陈丽丽的行为渐渐有些不对劲，她常常很兴奋地跟家人分享她与“靳东”的互动，告诉他们靳东最近在拍戏；她在电话里和姐妹圈聊怎么与“靳东”合拍，怎么在直播间购物；她每天都在直播间点红心，希望能够冲到直播排行榜的前面，被“靳东”看见——在直播间送礼物可以提升排名，但需要充值购买，陈丽丽不会绑定银行卡，家人们也拒绝了她绑卡请求。唯一一次花费是陈丽丽坚持要买直播间的贵妇膏，标价几十元，许强拗不过她，下单了这瓶贵妇膏，至今没收到。

在假靳东的直播间里，陈丽丽收获的并不全是快乐。有一次陈丽丽在直播间听歌，突然很气愤：“我关注你，给你点赞，一直支持你，你怎么说是‘游戏’一场？”许强揣测，不识字的岳母没听懂歌词的完整意思，被歌词里的“游戏”二字刺激到了。

陈丽丽每天的喜怒哀乐都随着“靳东”波动。许强不理解她的世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他和家人们试着告诉陈丽丽，抖音上的“靳东”是骗子，但结果只是让陈丽丽更生气。她有时甚至与他们发生争吵，气到不吃饭。许强尝试给陈丽丽放靳东的电视剧《伪装者》，但陈丽丽转头又拿起了手机，她所喜欢和沉迷的是抖音上那个用配音和靳东视频照片构建的形象，那个“靳东”会不断地向姐姐们发出关怀。

陈丽丽今年六十多岁，丈夫较早去世，平时和儿女还有孙辈们一起生活。县城的生活简单平淡，她平日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在许强眼里，岳母曾经很开朗，会出门和姐妹打麻将，散步，逛街，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接触假靳东后，许强发现她照顾孩子不如以前周全。

“社会更强调女性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的工具化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乃至抹杀了个体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与诉求，比如需要爱，需要情感交流。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女性身上更常见，她们过早进入家庭，没有独立的事业，圈子比较狭窄。”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滕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从被工具化角度分析受骗女性的心理，“当她们的工具价值慢慢消失，子女长大离家，丈夫对她们没有更多要求后，这些女性的生活变得空闲，但也突然感受到生活的匮乏。这时候，她们可能会把以前压抑的情感需求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重新找回来，甚至放大。”

滕飞认为，当老年女性的需求和孤独感出现，却无法从亲人身上获得满足时，就只能向外界索取。网络上的诈骗手段恰恰利用这一点，先打感情牌，弥补其心理需要，使其产生情感依赖，再诱惑她们越陷越深、难以抽离。“为什么很多人劝说或者告诉她网上的‘靳东’是假的，但她不相信呢？”滕飞说，“因为这个形象刚刚为她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外界又将这个意义给推翻了，那她又要回归之前空洞的生活，这是很痛苦的。所以她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个‘靳东’是假的。”

假靳东新闻曝光后，陈丽丽的抖音账号被封了，许强和家人们借机再次告诉她这是骗局，并且说“你再刷这些就要被警察带走了”。陈丽丽的生活渐渐回到了过去的状态，吃饭逛街都和以前一样，许强和家人们报了旅行团，准备带她出去散心。

周秀娟也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她喜欢大海，想去海边，和喜欢的人一起漫步沙滩。在广东打工时，有朋友曾开车载她去深圳蛇口码头坐船。周秀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抖音上给“靳东”留过言，希望能和他一起去三亚的海边散心。没有家人的拯救，周秀娟世界里的爱与幻想依旧来自假靳东。

3、孤独感不止存在于农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胡玉坤长期关注农村妇女与社会性别问题，她曾梳理历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文件也很少关注农村妇女。近几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逐步被提到，去了农村会发现，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还是很严重，空巢家庭很多，他们难以获得真正的关爱。”

早在1995年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第一次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显示，中国性别平等地位在153个国家中位居第106名（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是以经济地位、学习机会、政治参与和卫生福利四个指标综合判定各个国家的性别差距）。

“假靳东事件”爆发后，胡玉坤想到了由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退休后独自在上海生活的女主角被骗发展出黄昏恋，最后棺材本儿都被骗走了。胡玉坤认为，中老年女性的心理情感缺失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老年女性的孤独感在任何传统价值观与女性个人诉求发生冲突的社会都会出现，不仅是农村女性面对的，也是城市女性面对的；不仅是中国女性面对的，也是西方女性面对的，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杨雪燕认同胡玉坤的观点，身为一名高校教授，她也体会过这种孤独感。

疫情期间，杨雪燕的孩子还没开学，无处寄托孩子的她只好带着孩子一起去上课，他们在教学楼前被保安拦下，如果带孩子就不能进教学楼。几番商量，保安才放行，上课期间，她让孩子自己待在办公室，看了四个小时的电脑。

“当自我在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抗的时候，孤独感就会非常强烈。在生活里，你需要扮演妻子的角色，需要扮演妈妈的角色，但进入工作后，工作又希望你摆脱妻子和妈妈的身份。”杨雪燕说，“这种分裂感让人没有办法很好地去面对，让人很无助。在社会没有提供更好支持的情况下，孤独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编辑：梁宇芳,实习生,罗曼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