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地震预警“官民之争”暂告段落：大陆地震预警网或被融入官方预警网络

持续数年之久的中国地震预警技术“官民之争”或将告一段落。

11月23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日前与中国地震局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情况——“双方将共同建设中国地震预警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中国地震局首次与我们合作，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双方还将在更多细节方面有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地震局则称，正在积极探索成都高新减灾所主导建设的大陆地震预警网融入中国地震局预警网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2013年以来，持续对中国地震预警技术的“官民之争”进行报道，其中“官”为中国地震局，“民”则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四川省减灾委员会专家会副主任顾林生认为，从各自发展，到首次合作，这既代表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预警技术获得官方肯定，亦是中国地震局对中央关于“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部署的贯彻落实。

“官民之争”持续数年

2008年汶川地震后发生后， 在奥地利科学院攻读博士后的王暾回国，建立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开展地震预警技术研究，利用汶川地震后四川余震多发的特点，不断优化地震预警算法，并先于官方建立起庞大的地震预警网，成功对多起破坏性地震进行预警速报。

但中国作为地震多发地，地震预警工程也被中国地震局所重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计划投入20亿元，自2010年立项、2015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后，开始实施，其目标是2020年底项目全面建成，2021年开始试运行。

与王暾“打法”较单一的预警系统相比，中国地震局的这套预警系统则相对更加复杂，且与王暾利用汶川余震展开测试不同，中国地震局在早期主要依靠福建省地震局开展预警测试。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中国地震局相关人士称，如在地震基站的功能设置方面，不仅涵盖地震预警功能，也将具备对地球物理方面更复杂的监测功能。

不同的技术路线，成为了“官民之争”的起点，随着此后王暾所建立的“大陆地震预警网”覆盖面积达到220万平方公里，覆盖中国地震区人口90%，且多次成功对破坏性地震进行预警，“官民之争”的焦点转移至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权限上，这也令王暾一度有所担忧，因为一旦“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且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权限被收归至省级地震局，则王暾历时多年建立起的“大陆地震预警网”，将无法继续对公众发布预警速报信息。

2019年10月下旬，王暾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因为当时中国地震局发布了《地震监测预警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11条规定：“地震预警信息实行统一发布制度，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由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向社会统一发布”。

而长期以来，王暾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则是在市县级政府或地震局的授权下发布，“若未来不能继续发布信息，则多年心血将付之东流”，他为此多方奔走，以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

预警技术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2020年，王暾的努力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带来转机，其中的关键点，是中国地震局开始重视与该机构的合作。此外，四川省多位人大代表也表示支持地震预警事业的“官民融合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此之前，中国地震局事实上已有下辖部门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开展合作。如2010年与中国地震局的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合作；2011年中国地震局在唐山进行烈度速报测试，也购买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设备。

另有分析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提出将大陆地震预警网融入中国地震局的预警网络，也基于前者在实际覆盖面、技术成熟度的优势考虑。

举例而言，在中国地震局网站上，有多篇针对“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的文章在近期刊发。其中一篇文章提到：“2019年6月17日，四川长宁发生6.0级地震，震后11.2秒即产出了第一报地震预警信息。2019年9月8日，四川威远发生5.4级地震，震后7.9秒产出第一次地震预警结果。”

从预警信息产出时间观察，中国地震局的预警系统对地震波的计算与信息发送速度在优化，但针对同一地震的预警信息生产速度，成都高新减灾所的时效仍更强——上述两场地震的第一报预警信息产出时间分别为6秒和5秒，皆快于中国地震局。

更短的速报发布时间，意味着地震震中一定范围外的居民，收到预警信息的时间更提前，亦将有更长的时间应对地震波的到来。

信息发布权仍存争议

11月16日，2020年多灾种预警科技及应用论坛在成都召开，与会代表所形成的一个初步共识，是推动包括地震、山火等在内的灾害预警成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

有与会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若成为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地震预警应该站在全局高度统筹考虑”。而统筹的两方，正是官方与民间的地震预警技术与发布渠道的融合。

顾林生认为，通过双方合作，首先将改变过去地震预警领域“两个系统”的问题，第二利于我国地震预警技术的提升，也显示了在应急管理工作中，政企合作推动我国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

顾林生认为，希望这次的合作，能够在法律和技术方面制定规则和规范，“特别是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统一管理方面，能基于共同认识制定统一标准”。

而根据11月20日中国地震局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签署的协议，双方宣布将共同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即地震预警的数据产生到用户终端接收的过程。

在这“最后一公里”的合作中，双方将如何分工？从11月20日中国地震局的表态看，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技术”是最大的合作点，中国地震局称：“未来将鼓励和引导社会机构在地震预警规划设计、技术交流、项目合作、重大项目立项和成果推广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一表态并未解决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问题，中国地震局仍强调，“地震预警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应统一发布信息，强化风险防范，最大限度降低技术局限性影响，为国民经济发展大局提供地震安全保障”。

而具体的“统一发布信息”方式，并未有更多表述。有分析人士称，如果实现统一发布信息，未来的一种结果，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将不具备法律许可的预警信息发布权，而基于与中国地震局的合作，从台前转为幕后，提供技术支持，“大概率上，国内不可能有两个预警信息发布的渠道。”

王暾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并非是统一由身为国家局的中国地震局发布，预警信息也可以是县级以上地震局发布”。他也乐观地认为，未来将和中国地震局有更多合作细节的探讨开展，共同推动中国地震预警事业的进步。

顾林生强调，地震预警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不能基于一些简单数据去判断技术的孰高孰低，更不能否定中国地震局数年来的努力。

他认为，地震预警不仅是技术研发和信息传递问题，如包括日本等其他国家都在努力推动的另一个方面，是面对社会公众和企业这一庞大的受众群体，如何将更加安全和方便去使用这一“民生工程”。

（作者：李果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