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30年30人系列访谈｜对话宋志平：中国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支持创新的新时代

在卸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后，宋志平出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双料会长。

其最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曾一手打造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媒体有“中国版稻盛和夫”称谓；其是一位有着40年国企经历，18年央企“一把手”经验，多次主导国企从亏损到上市、乃至跻身行业领袖企业的资本市场老将。

值中国资本市场发展30周年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对话宋志平，其最新一次的生涯转型，从“运动员”转为“教练员”，也带给我们理解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更深刻视角。

2020年9月，A股上市公司数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创造的税收占整个企业税收的30%，实体经济上市公司的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40%。

“中国建材上市也和你们《21世纪经济报道》有关。我在办公室读到你们报纸上有个消息，可以把A股打包到香港上H股，就非常兴奋。我上午读的，下午就通知大家开会，我们要到香港去上市……”

宋志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谈到主持中国建材工作时的一段花絮。

中国资本市场30年的非凡成就，来自一批监管决策及各行业领军人物的奋发迈进，其中不乏艰苦卓越的拓荒人。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媒体观察者，是见证人，也幸与中国资本市场共同成长。

带领多家国企上市

《21世纪》：你曾经在国企工作40年，先后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主要领导。请问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分别是什么？

宋志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节点。

一个节点是做销售员。其实我是一个理科学生，我第一份工作是技术员。做了4年技术员以后，当时工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看沃尔沃等公司，很多都是一些硕士生在从事市场工作，所以我就感觉应该来做市场工作，把产品推出去。销售工作我做了10年，从销售员做到了销售的副厂长，把这个企业的市场打开了。

第二个节点是我当北新建材厂厂长。我30多岁就当了一个几千人的工厂厂长。因为当时非常困难、发不出工资，几千人嗷嗷待哺。我提出来“要点燃员工心中的火”，带领大家转败为胜，把工厂经营好。

这里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97年北新建材的上市。当时上市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国企发展，因为政府对国企断奶以后，国企发展急需资金，大家就走了上市融资这条路。今天北新建材是一个绩优的上市公司，北新建材的发展得益于它的上市。

第三个节点是2002年的时候，上级让我来中国建材做一把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主席台上宣布我就任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拿了一张法院的通知书，（告知）冻结了公司的全部资产。中国建材在那之后重组债务，然后是推动上市。也是因为上市，才有了资金来整合水泥企业，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建材。

中国建材上市也和你们《21世纪经济报道》有关。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得到资本金的支持，想要资本金就只能上市。但当时国内实际上是没有分拆上市，公司当时有两个A股，一个是北新建材，一个是中国巨石，这两个公司规模都小小的，当时都没有增发的能力，如果要发展，必须还得另辟蹊径。

那个时候，你们的报纸也是刚刚发行，是比较前卫的报纸。当时我在办公室读到报纸上有个消息，可以把A股打包到香港上H股，就非常兴奋。我上午读的，下午就通知大家开会，我们要到香港去上市。所以有时候我说，《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启蒙了我们。

再一个我觉得重要的节点就是2009年的时候。国资委领导找我谈话，我当时正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准备去伦敦路演。国资委领导把我叫了回来，跟我谈了一件事情，让我到中国医药集团去当董事长。同时当两个董事长，这让我很吃惊。我以为要把我调走，结果是当两个董事长。等到了国药，我又推动了国药控股在香港的上市。

国企在整个上市公司里还是在挑大梁

《21世纪》：在中国资本市场30年历程中，国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宋志平：我刚才讲，我们国企最初上市，其实是为了解决资本金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问题，一个是“人往哪儿去”，富余员工怎么能够离开企业；另一个是“钱从哪儿来”。

当时等于政府把我们推下了海，银行给我们断奶了。所以国企要融资，就只有上市这“华山一条路”。今天看到在充分竞争领域里活下来的国企，绝大部分都是上了市的，当时没有上市的国企绝大部分都倒下了。

但是上了市以后，其实不光是拿了资金，关键是随后而来的市场机制。这样的话，国企上完市以后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场变化激发了今天中国国企的生命力。

今天央企70%的资产都在上市公司里。

在整个上市公司群体里，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国企，三分之二是民企。

但是从总市值来看，国企上市公司总市值高一些。资本市场能有今天，国企上市公司是功不可没的。无论是规范治理方面、运营质量方面、创新方面，我觉得国企在整个上市公司里边还是在挑大梁。

《21世纪》：今年中央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未来国企改革依然是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总结过去，哪些改革理念今天依然要坚持？

宋志平：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国企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它政企分开，能够独立地参加市场竞争。通过上市就容易完成这个过程。

因为上市公司是一个公众公司，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我们当时讲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制，实际上上市公司是一个最标准的股份制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些。要让更多的国有企业通过上市改造，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我们总是想着让政企分开，我们总是想让国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太容易的。纯粹的全资和独资国有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但是上市之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投资机构的进入，公司就更容易做到政企分开，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我觉得上市确确实实是改革了国企，是使其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的一个最好途径。

而且在新一轮上市里，我们现在比较鼓励大家上创业板、上科创板，上一些高科技、新经济板块。我们鼓励大家继续上市，通过上市募集资金，同时在上市过程中也能够提高市值，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也给股东带来回报。

《21世纪》：你在主导国企混改时提出“三盘牛肉”：第一盘是价格公允；第二盘股权合作共享；第三盘是留心留人。这一理念后来被您反复提及。目前来看，未来会不会有新的“菜”加到国企混改工作中去？

宋志平：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三盘牛肉”。第一盘是解决公允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跟民营企业合作，其实国有企业担心的是国有资产流失，民营企业比较担心的是吃了亏，被扫地出门。所以第一盘牛肉实际上是公允地评价资产，不欺负民营企业。

第二盘牛肉就是要留有股权。混合所有制不是说我来你走、扫地出门，也不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让民企和国企组成一个股份公司，比较公平地在公司法下进行合作。

第三盘牛肉，说的是这些民营企业都经过市场历练，坦率来讲，他们有活力，他们有拼搏精神、企业家精神等等。所以我们也是要把他们留住，不是把他们轰出去，也不是说我们来了把他们都“驯服”。

我们要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狼性”，同时我们也在规范他们。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是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帮助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让企业充满活力。第二件事就是帮助民营企业规范化治理，我有个公式，叫“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双方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所以这“三盘牛肉”我觉得是历久弥新。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第一，要按照“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原则，遵从市场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支持各类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资本之间股权多元化合作等改革。

第二，做好混合的思想准备。混合是优势互补，国企民企混合关键有三点，一是战略上协同，二是文化上包容，三是有开明的领导。

第三，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不是“混”，而是“改”，改什么？首先国企要改机制，要将市场化机制引入企业。其次要增加三项制度的内涵，实现从“老三样”到“新三样”，要推进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权改革，让人力资本参与分红，进行财富再分配。

第四，获得良好的企业效益。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是要发挥机制的优势，结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二是强化经营和管理。任何企业都要做好主业，突出主业。三是进行高质量的创新，把企业做优。同时，国企改革中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要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做优做强

《21世纪》：2012年您曾提及，中国需要大企业，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的引擎，是我们“走出去”的舞台。8年过去了，你觉得目前中国的大企业够不够多？在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培育怎样的大企业？

宋志平：早些年发改委有关部门有一个调研，当时他们去了韩国，也去了台湾地区，进行了一个对比，发现韩国是在努力地打造大企业，像三星等等这些领头企业。台湾基本上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而现在，韩国的大企业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当时就觉得应该把大企业培育起来，带动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老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像江河一样连在一起的，有了大企业才能带动这些中小企业。当年日本有些大企业出走，日本中小企业哀鸿遍野，导致产业空心化。这足以看到大企业对于整个经济的作用。

现在的世界500强中，中国大陆加上香港，我国有124家，加上台湾地区，有133家。而美国有121家。今年我们上榜企业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1995年的时候，我国世界500强才有一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大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了。

在这124家世界500强里，地方国企有32家，央企有48家。企业发展是有阶段的。以前，我们讲的是速度和规模，要做的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我们需要大企业，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的引擎。现在我们是要做强做优做大，规模大是基础，但更要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做强做优，要突出质量。现在我们讲的是质量和效益，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现在做大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的矛盾是做强和做优，来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来提高我们的质量和效益，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题目。强是什么，是技术，是核心竞争力，我们不能总在技术上被“卡脖子”；优是什么，主要是效益和价值，企业要有好的经营效益和市场价值。

美国有句话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其实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大企业有历史责任，要带好中小企业，要帮助中小企业。前面说大河和小河的关系，其实大河的水也是小河聚集起来的，它们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21世纪》：目前注册制已经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未来将在A股全面实行。您怎么看注册制下企业的上市和退市？

宋志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文件要求，要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

对于退市，其实我们的上市公司还不是特别习惯。美国现在大概有5000家上市公司，但是这些年退了1万多家。中国公司不少在美国上市的退了再回来上市。有的公司就觉得如果给它的估值特别低，它也会主动退市，这时候退市不是一件特别没脸、丢人的事情。

上市公司应该是优等生，我们希望上市公司都是优秀的公司。假如你不优秀，而且你的股价又那么低，不如退了。退了以后把它做好了，企业还可以再上市。所以在香港不少公司都历经了上市、退市、再上市。

过去我们觉得上市非常难，上了市以后就不能退，好像退了以后就是奇耻大辱，而且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让退，再加上股民在里边也有利益。“大家上市也不容易”，所以变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

我总跟大家讲，退市要常态化，要用平常心来看。

作为上市公司，谁都想把它做到最好，但由于各种原因，不见得都能做得好，做得差就可以退，退完以后做好了还可以上。当然也有极端情况，比如说公司确确实实违法违规，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成了害群之马，这个就要强制退市。

美国的退市，其实大部分不是简单地退，而是被重组了，大概百分之六七十是通过重组退市。

所以我个人对退市的看法，上市公司要是严重违法犯规，那是零容忍。但如果是一般性的经营问题，或者周期性问题，做得比较差，我还是主张透过上市公司之间重组解决。

上市公司协会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责无旁贷

《21世纪》：上市公司协会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在资本市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宋志平：上市公司协会是行业的一个自律管理组织，我们一方面是政府和企业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

让每一个上市公司都去找政府部门是不现实的，效率也会比较低，所以协会就把他们的问题汇总归纳起来提供给证监会，提供给政策部门。

解决上市公司面临的共性难题，是我们的一项工作。

证监会有什么样的新要求，协会也会给大家及时传导，让大家了解，并指导帮助大家更好地贯彻执行，比如最近“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我们就在开足马力加大培训。

另一个来讲，我们也是上市公司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

天南海北这么多的会员，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交流，也可以达成重组并购的一些机会。所以上市公司协会又相当于一个“红娘”。服务是我们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我总讲上市公司协会是上市公司之家，大家有什么事情能马上就想到，我们有个协会。

这次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讲的是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协会自律管理作用”，过去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自律，这次为什么加上“管理”这两个字？我们这么多上市公司，谁来给他们开展诸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培训？协会就是一个重要抓手，把国家和证监会的一些政策传导给他们。所以协会这个平台非常重要。

《21世纪》：去年，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培训了董监高等企业“关键少数”6000多人次，今年因疫情线上培训已上万人次。作为曾经大型上市公司“关键少数”，你在指导“董监高”等人员的培训时，最重视的是什么？

宋志平：去年5月份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年会上，易会满主席提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就将这个要求的内容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协会将对“关键少数”的培训服务作为传递监管政策、反映上市公司诉求和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重要途径。2019年，协会开展了“会长论坛”“部委直通车”“强国夜话”等活动。今年协会积极开展线上培训，重点围绕新《证券法》宣讲解读、投资者保护、财务信息披露等内容，推动上市公司“关键少数”深入理解新《证券法》下资本市场相关政策法规的最新变化，树牢敬畏“上市”的合规意识。

这次国务院提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14号文，共6部分17条，非常接地气，非常精准。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方面，上市公司协会责无旁贷。

协会每次举办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我基本都会为他们讲一节主题为《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课，讲作为上市公司的原则、立场、初心、底线，结合我自己经营企业40年的经验，给他们一些治理、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建议，同时，也会分享我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对于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少数”，这些负责具体经营决策的企业家群体是决定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可浓缩为6个字：创新、坚守、责任。一家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也必定是坚持创新、坚守主业、勇担责任的上市公司。

《21世纪》：担任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以来，你已经走访调研了几十家上市公司，和许多董事长做了面对面交流。走访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哪些？走访中上市公司反馈最密集的信息又是哪些？

宋志平：我去的上市公司也不都是最好的公司，我也去一般的公司，也去一些后进的公司，甚至出了问题的公司。

我们既要总结好的上市公司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帮助后进的上市公司前进，带动中间的绝大多数公司提高质量。

在走访中，一是关注他们的治理。董事会运作、信息披露等治理的规范性问题，是我比较关注的。我每次都要问他们股本结构，问他们的董事会结构，问他们的规范治理情况。

二是关注他们的运营质量。不少上市公司出问题是因为他们盲目扩张，偏离了主业。这方面我给上市公司提要求，要主业突出，一定要敬畏专业，不要盲目扩张。

三是关心他们的创新转型，到底怎么创新，到底怎么转型。四是关心他们的业绩，包括他们的市值管理。

从上市公司反馈的情况看，我发现大家有一些共性的东西。

第一，大家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有了共识，在认真学习新的《证券法》和国务院14号文的精神。

第二，对做好上市公司今年全年业绩充满信心，尽管我们面临一些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但是多数上市公司群体都表示要集中精力做好企业的经营发展，做好自己的事。

第三，上市公司在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力度；第四，上市公司在积极去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一些市场布局。

中国的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支持创新的新时代

《21世纪》：你曾经表示，现在是打造独角兽最好的时间窗口，目前是创新型经济和独角兽成长的绝佳时期。请问在你看来，独角兽企业和资本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

宋志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支持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的“小巨人”等企业发展壮大。

而独角兽企业是指创办时间在10年以内，资本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一些创新型企业。它有一个特质，就是把创新和资本这两项结合在一起。独角兽企业的出现和成长离不开资本市场，它们是靠资本市场的土壤培育起来的。

这些企业发展前期的高投入靠资本市场支持，同时它们又反哺资本市场，这些独角兽企业上市之后的价值会让资本市场获益。资本市场中支持独角兽企业的基金、风投机构在投资的独角兽企业成功上市后，通常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此独角兽企业不仅对创新，同时对资本市场也非常有意义。

根据《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在500多家上榜企业中，美国和中国共占据了榜单的近80%，其中：美国233家、中国227家。

也就是说，从全球来看，创新大国是中美两国。

中国的这些企业则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4个城市。这4个城市创新热度高，主要是资本和创新的结合度高，股权投资比较活跃。美国超级市值的公司在上市前，都经过了股权投资的培育，上市后创投基金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创新生态链。

因此，要产生更多的独角兽，我觉得首先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投入到创新创业中去，同时我们资本市场也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和竞争的舞台。

我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支持创新的新时代。

从去年7月推行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今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启动，再到全面推行注册制。注册制设立更加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能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让资本市场培育出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独角兽企业。

《21世纪》：注册制的全面实行，未来市场对投资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请问在你看来，投资生态是否是资本市场发展中未来成长空间最大的一环？

宋志平：我们国家投资者是有特点的。

我们是散户比较多，现在是1.7亿个开户者，这里边其实只有30至40万家机构投资者。

我们是希望能够多培育一些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能力，会比较成熟。同时，中国投资者大多数是中小散户也是一个客观现实，这是中国特色。中国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希望参与一下投资，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有他们的热情。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要特别重视的，就是要保护和关心这些中小投资者。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来讲，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尤其是为中小股东创造，这是现在我们上市公司最该做的。

另一方面从投资者角度来讲，要树立投资价值的意识。我们要从过去的“炒概念”到“看价值”。投资不能盲目投机，不能简单跟风，不能去炒概念，而是真真正正地来理解资本市场，来学习创新知识，来深入了解公司的基本面。

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30年，我们叫三十而立。我们今天聚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做好资本市场的基本工作。我觉得在这方面媒体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们总讲要发挥合力，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媒体、投资者，几方面都要共同努力，这就是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