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范围内对于收入差距的关注在迅速的提升，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很多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追溯，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直接相关，比如2020年的美国的选情。其实无论是哪一位政治家当选，他的政策方向无非是在美国的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如何采取相应的举措去校正。从历史轨迹考察，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基调向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不能优化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经济基本面的矛盾就难以缓解，美国现有的对外经济政策在新总统上台后也主要只能是具体操作方式的变化，而不会是方向性的转折。
这段时间，华尔街市场出现大幅的调整，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担心：美联储希望通过刺激政策，在市场上形成清晰的通胀预期。这个形成通胀预期的金融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其实也和收入差距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的刺激下，收入差距还是持续扩大，那么市场上很难形成通胀预期，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资产收益的大部分还是归结到top 1%这一部分人群，市场依然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通缩预期。因此，收入差距及其影响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个题目，总体上看，他的数据比较丰富，但是实际上逻辑框架非常简单。具体来说，他的核心基本概念就是资本收入比。Piketty提出两个基本的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第二基本规律。这两个基本的定律是一个比较长期限的描述。此外，他还提出了三个重要结论，其中提到了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个判断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期的积累中，收入差距将不断地扩大。因为从历史数据观察，资本收益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从长考察周期看，将会继续扩大。
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托马斯·皮凯蒂想到的解决方法不是特朗普搞的贸易摩擦，也不仅仅是拜登想实施的高税率，而是对资本累进征税之外，还需要回到对教育和知识扩散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
托马斯·皮凯蒂的基本逻辑架构为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他在分析里披露了一个事实：21世纪全球资本收入比在继续的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在继续提高。到21世纪末，全球资本收入比可能接近7倍，资本收入总比劳动收入更不平等。我们可以从1900年到2010年间美国最高10位收入份额的占比波动数据得到这个结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2010年代初期，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其最富裕的前10%的人群财富总额，差不多占有国民财富的60%。还有一个令大家很意外的统计数据，托马斯·皮凯蒂的数据库显示，这些如此发达的社会经济体里，有差不多半数人口的财富在这个考察期间几乎没有增加，最贫穷的50%人群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占有国民财富基本都低于10%，一般不超过5%。
分析这些基本数据，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瞄准人群，就是通常被视为是在全球化中得益甚少的所谓被遗忘的群体（即Forgotten），这些人自认为自己被经济增长遗忘。他们对现状十分不满，如果有政治家声称能把这样的格局改变一下，对他们来说就是好的，可能就会吸引这些人群选他。可以想象，若美国的收入差距等经济基本格局不变，无论哪一位总统上台，很多政策运行的逻辑也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这些人选出来的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时采取的超常规刺激政策，实际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因为刺激政策直接带动上涨的是股市等资产，如果计算一下美国在应对疫情推出刺激政策前后，前1%的富裕人群持有的资产份额和后50%人群的份额对比，二者的差距是继续拉大的。美国应对疫情刺激政策推出之前，大致上是前10%的人占据70%的财富，而美国应对疫情的刺激政策扩大了这个差距。
如果从收入差距的角度，尝试去理解特朗普和拜登的不同政策逻辑，可以看出，两者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路径来试图缓解这一问题。例如，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尽可能促使一部分就业机会和制造业的回归。他希望促使一部分机会回到美国本土市场，从而为一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些中低端的就业机会，即使这是一个与原来的全球化路径相比效率更低的选择，特朗普还是在积极推动这个方向。
而拜登呢？他希望推动实施对高收入征税，也希望通过贸易规则的谈判来提高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分得的利益。但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看，这两个解决路径从长期看还是改变不了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的回报长期高于经济增长这一基本趋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这个题目很可能会成为影响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理论，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目前推动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应对疫情政策，从目前的效果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还部分加剧了美国和全球现有治理格局的动荡，所以下一步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于全球治理和美国国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研究论文表明：每当美国前10%人的财富和后50%人的财富之间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拐点之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出现剧烈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共同关注和研究这一个题目。
（本文系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巴曙松教授在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暨“双循环新格局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学术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获作者授权）
（作者：巴曙松 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