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30年30人系列访谈|阚治东:我与资本市场的故事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媛媛 上海报道
2020-11-30 15:44

30年,从零起步,中国资本市场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最新的顶层设计中,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羽翼渐丰。

承上启下,以史为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证券教父”之一阚治东,回望兴替、剖析未来。

阚治东于1979年在上海人民银行开始了其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后来被团中央选派到日本的证券公司进修,回国后创立了申银证券公司,同时也是参与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线人员、以及著名国资机构深创投(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民营投资机构东方汇富的创始人。

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之初一路走来,阚治东经历了诸多“风云事件”,包括著名的“327国债”、“陆家嘴股票事件”。回首30年,阚治东也不吝于谈过去经历过的诸多事件,并集合了三本回忆录《风雪十年——我的北大荒》、《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创投家笔记》。

这次专访,阚治东结合自己从前的经历,对当下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不同于年轻一代的视角与观点。在一片呼吁强制退市的声音中,阚治东说:“为什么要强制退市,不能够市场化退市?让发展不好的企业,最终像在港股一样,因为承担不了上市费用而自行退市不好吗?”

摸着石头过河

21世纪:您与资本市场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阚治东:我是机缘巧合接触到的资本市场。

80年代改革开放,我在上海市工行的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多多少少接触证券,但实质性的介入是在87年。1987年初,团中央要选派一些到国外去研修的研究生。我参加了这次研修,到日本的蓝泽证券去学习,在很多部门都呆了一到两周,包括本部的债权部、国际部、股票部、财会部、电脑部、研发部等。

这个经历为我回来做一个系统的证券公司,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不但研究他们的整个部门设置,还研究规章制度。所以后来的申银证券,并非完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有个坐标。

在日本的学习,第一,让我深刻地体会到资本市场存在的意义。至今30年过去了,我们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某种意义上已从民间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国家坚定不移地推动着市场的发展,没有国家的意志,资本市场不可能像今天发展得这么大。

第二,回来后我就设立了证券市场研究所,所以有了后面的申万研究所。早年我国证券业的第一个研发部门——申万证券研究所就是我成立的。当时好多人不理解,我说搞资本市场必须要研究,慢慢得我们就形成了证券综合研究所。这是当时跟野村、大和学习的,他们规模做得大。

第三,通过在日本学习证券公司的制度,我后来在建立申银证券的时候,就把这些制度吸收进去了,所以申银会有比较好的、稳健的制度。

21世纪:谈谈您怎么上手做申银证券?

阚治东:回国以后,当时让我到信托投资公司里做副总分管证券和投资,这块业务当年在信托公司里是非常小的。

我刚管证券业务的时候不挣钱,当年一年的收入总共是120万,把人工费、房租都去掉,就剩2个点的利润,几乎没利润。而当时信托公司每年的净利是5000万。

但后来我们很快就超过它了,因为后来我把信托公司下面所有的证券网点归到一个公司里面,叫申银证券,1990年9月1日从信托公司分立出去了。结果第一年,我们的利润就有2500万,第二年利润大概是一点几亿,是信托公司的两倍,第三年利润就翻倍了,有2.3-2.4亿左右,信托公司都不如我们了。当时信托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单纯地靠委托贷款、补偿贸易设备。

21世纪:早期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过程中,您是如何直接参与的?

阚治东:那个时候海外市场跟国内还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意识形态这块,有些东西弄过来,也不能用。因为资本市场毕竟是经济领域,有太多壁垒,甚至我们国家可能不会鼓励、也没有太多支持,所以早年我们很谨慎,像上海交易所,当年就不叫股票交易所。我们自己对外宣称是以国债买卖为主的交易市场。那个阶段大家对股票还不认识,所以我们自己心中有担忧,不敢叫股票交易所。

上交所是我们最早呼吁成立的。当时申银已经有三个营业部了,当年的老八股大部分都是在申银交易的,当时我们的国债交易量也是全国最大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呼吁应该成立上海交易所,因为分散的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我们每个营业部的股票交易价格都不一样,自己定价。由于信息不通,所以有些大户就派人待在几个网点,上海起码5个网点派5个人,说你们这里交易标的是什么价格,然后他们就在这几个营业部里买卖,赚差价。

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集中市场。不仅我们一家呼吁,很多人都说应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但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上海建交易所不成熟,总共就8家公司8张股票,成立一个交易所交易什么呢?

当时给我们泼了很多冷水。但后来消息突然出来说可以建,我们也很奇怪。现在回过头去分析,我觉得也是鉴于当年的国际形势等因素,很可能那个时候中央想要显示对外开放和改革的决心,就批准了。

组建的第一件事是场地、人员的配备,后面是规章制度的建设,主要是上市制度交易制度的细则。这些都是当时我们几个证券公司(申银、万国、海通)分工做的,还有包括红马甲培训、委托贷款投资业务培训、清算登记很多内容,包括交易所最早的一批电脑,也是我们给他买的,所以申银、万国、海通,买的第一套交易系统,跟交易所是一样的。

21世纪:能说说后面经历的327国债事件吗?

阚治东:327事件后面有很多文章写,但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写得不一定准确。

像有评价说,如果当时尉文渊不取消交易所那十几分钟的交易,不做无效处理,那万国就是大赢家。

其实大家缺乏对期货的基本了解。那天不是327国债的结算日,而只是中间的一个交易日。如果是结算日,可能就像原油宝事件中,原油结算日的价格是-37美金,那最后交割价格就是-37美金。

但327那天,大家其实都赌的是财政部会不会给国债加息。管金生是不信的,他是空方;而多方是相信的。但是明天晚上就公布消息了,财政部不会因为一个交易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所以第二天价格还是会这么走(涨上去),所以今天哪怕是把价格砸低有浮盈,第二天还是亏,而且亏得更大。后来我接手万国证券,这个产品亏了12个亿,但如果当天后面的交易不作废、没有无效处理,那万国亏的就是将近100亿。

100亿什么概念?当时上海市上交中央财政的税收大概是每年105亿左右,相当于把上海的大部分财政就一下子吃完了,那就谁也救不了。

还有观点说,当年交易所也有失职,大概意思是管金生保证金也没付,怎么能下这么大额的空单?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当年一起买的那套电脑,实际上不是电脑,就是一个服务器,功能非常有限。90年代初电子化程度很低,我在日本蓝泽证券的时候,每天的电脑数据还是打印出二进制的单子,要送到东京的日立电子中心里面去,把它再读出来。所以当时交易所并不具备即时监控的技术手段,说责任也是有责任,但它没有去处理这个责任的工具。

还有人说,申银能躲过这场灾难,主要是因为我在香港开会,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制度的不了解。

当年申银的财务制度,每个部门都给了一定的限额交易额。比如国债交易部,交易规定多少量,它没法通到申银的主账户上来。每个部门,自营部门、国际部门等总共10个部门,包括下面营业部,没有一个财务能通到公司主账户当中,这就限制住了,它就花不出这个钱。

我相信万国当年的财务制度设计肯定没有我们严谨。因为我们是银行出来的,银行出身讲究核算办法,一定要出来核算办法我们才会干活,核算办法还有4个监督。所以即使当时我在上海他们想做,也不可能犯这么大的错误。后来去到南方证券,它的制度也是一样有问题,每个账户直接一通就通到公司本部账户,下面随意捅个漏子,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很麻烦。

21世纪:后来是怎么接手万国证券的?

阚治东:当时一开始,上海市政府想到的是上海国投、浦发银行、上海财政证券,没想到三家都不同意,全部拒绝合并。政府去做工作也没用,人家都认为这是烂摊子。

后来我是主动提出要接手万国。当时申银证券还在银行管理下,我们行长怕是包袱,一开始不肯接手。我后面提出两点原因:第一,当时我们要在全国各地设立营网点,但批准程序都很慢,每一件事情都得跑。但万国如果合并了,我们的营业网点就会增加一倍,而这些网点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此外,万国那边干部还是不错的,有一两千个,合并了我们一下子又有了一批熟练的干部。后来合并,我说干部方面要平等合并。当时合并我也考虑到了万国同志们的情绪,主动提出平等合并,不叫兼并。

当时申万合并,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点在于,当时合并很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照顾两双方员工的感情。比如我们有50个中层干部的岗位,我基本做到25个万国的,25个申银的,包括副总裁。

后来就是制度选择问题,我拿出几个制度让他们做选择。比如工资制度,万国说万国过去收入高,我们申银工资一般。但我们有个八等级工资制度,有激励、有规矩,年终贡献会反映到每个人的收入上。我们内部是不能拍脑袋决定的,而且规定了不同的级别,员工的工资不能相差超过两三倍,不像有些国企高管年薪和一般员工差很多。两个制度放在一起,想都不用想,直接用申银的制度。

21世纪:从您讲的这些经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往大了讲,我们要加强国家体系的建设,往小了讲,证券市场法规法制有个完善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吗?

阚治东:1996年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人民银行有些规定,它不叫法规,就是规矩、管理规定。这个时候你越努力、跑得越快、闯得就越凶,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早期证券行业参与者出了一些问题。

                                                                                            退市应该更谨慎

21世纪:您觉得这些案例有没有什么共性?

阚治东: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以后摸着石头过河的事不要太多。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在法制建设上等方面都在逐渐完善,当然大家就有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思考的,比如对创新经营,用传统经营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就限制了创新,所以管理的理念也要跟上。再如信用方面,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中小企业没资产质押,而银行贷款一定要资产抵押,这不就相互矛盾了吗?这都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还有监管制度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监管对新出来的东西还是要谨慎、要跟上,要有一个包容的态度。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讲,风险投资就是有风险的,再谨慎还是改变不了风险投资根本属性,它的根本属性就是风险。

投资跟科学实验一样,可能有无数次失败,失败过程中间要有包容心,不要一棍子打死。这个不仅对创业者,对金融行业也是一样的。当年在证券行业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早年我也说过。

我们过去的领导人说,你们这帮年轻人只要不把钱揣到自己口袋里,你犯了其他错误,我们都能帮你。只要你为企业好、为社会推动发展,我们都会反过来帮你。但当你个人私欲太强,谋私利当然自当别论。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人都不是犯错误,而是不小心过了边界。我认为这些大企业家是需要保护的,就像保护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一样。中国需要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企业家。

21世纪:改革的过程中,您觉得还有哪些点需要进一步完善?

阚治东:一个是涨跌幅问题。现在科创板、创业板涨停幅度搞得比较大,我还是担忧的,这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

甚至有人建议说取消涨跌停幅度限制,但我觉得在目前国内的背景下,投资者可能在从众心理下,一夜之间把本金全部砸完。因为目前的市场不完全是企业自身的行为,还有不实传言、股市消息,市场经常有行情式波动,等消息证实了,后果已经造成了,散户的抗风险能力不足。所以我不认为,加大涨跌幅度一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

另外一个是T+0,我某种意义上也不太赞同。有些成熟市场当然可以做T+0,但我不认为A股投资者已经非常成熟。今天市场上还是充斥各种消息,所以才会出现垄断性的千股大跌、千股大涨。

还有一个是退市制度,可能我和监管部门的一些想法不完全一致。我认为退市制度更需要谨慎,每个企业的退市都会给一大批投资者,其中包括中小投资者,带来灭顶之灾。

股市中,并非所有企业都是表现优良的蓝筹股。此外,企业经营过程中,随着政策变化,经营环境变化等原因,都会带来业绩的变化,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做不好企业。如果盲目采取退市方式,我不认为有利于投资者保护,以及市场健康发展。

香港允许存在仙股,为什么我们不能允许呢?退市摘牌更简单,但香港为什么不摘?事实上,每次摘牌,证监会就会面临着很大压力,各地证监局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退市?

现在市场是电子化建设,容量是可以无限大的。有人说是市场资金不够的问题,香港有仙股,仙股市值就是几千万,一个亿,每股价格很低,这有什么问题呢?要让企业最后自己承受不了每年的公告费、信披费,自己要求退市。让企业自觉退市,这是一个方法。

(作者:王媛媛 编辑:巫燕玲,视频,郑迪坤)

王媛媛

财经版记者

主跟券商,关注资本市场及金融机构动向。邮箱:wangyy@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