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深度｜前三季度“业绩考”：看跨国制药巨头如何在疫情大流行中“满血复活”

大型制药企业在疫情之下呈现出了更坚韧的一面。

2020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全人类集体面临了一次传染病的威胁，以此蔓延至各行业的影响大多纷繁且消极，“一线”的生物制药行业则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市场局面。

透过前九个月大型跨国药企的业绩表现，可以看到疫情带来的影响在逐渐减少，临床和药物上市的节奏正在逐步恢复，财报显示下滑幅度在收窄，重磅药物、并购依旧能够拉动增长。

在“史上最差的一年”2020年最后一个月，与疫情直接相关的疫苗、药物陆续结束临床试验，迈入真正的市场“考验”。疫情对于创新药物的急迫需求及与之相关的投资和后续思考，正在重塑全球制药格局的新面目。

业绩恢复至疫情前

10月底至11月中旬，大型跨国制药企业相继发布了2020年三季度业绩，并预估了全年的业绩及未来的市场情况。

相较于惨烈的二季度营收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情况，三季度跨国药企业绩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对比上半年情况来看，前九个月的降幅在收窄，增长在恢复。

Evaluate Pharma此前预计COVID-19的影响将使2020年生物制药销售额减少78.5亿美元，其中前15家公司承担了60％的亏损。默沙东在二季报中称疫情的大流行将使其营收影响17亿美元。

不过尽管短期内销售受到影响，但对创新药物的需求仍在推动长期增长。从各家财报也能看出业绩愈发依赖重磅药物的上市和拉动，生物制药业务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

自九月结束，尽管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在，但各家管理层给出了更多正向的预期。

从制药营收看，罗氏为前九个月销售冠军，其去年在跨国药企中居第二。靠着诊断业务的增长（+9%），罗氏集团三季度销售额增长1％。从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看，继第一季度销售增长（+ 7％）和第二季度与COVID-19相关的下降（-4％）之后，第三季度靠着新药和COVID-19测试的销售业绩稳定下来（+ 1％）。

罗氏制药三季度销售额下降1％，为343亿瑞士法郎，但新上市药品增长了35％，销售额达137亿瑞士法郎。其中包括Tecentriq，Ocrevus，Hemlibra和Perjeta，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COVID-19的影响以及生物类似药上市带来的竞争。三季度获批上市的有Enspryng用于治疗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Evrysdi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Tecentriq、Cotellic和Zelboraf用于治疗特定形式的黑色素瘤等。

12月9日，辉瑞与BioNTech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在英国获批紧急使用授权一周后，英国开始分批为民众接种。首先接种疫苗的将是那些80岁以上的老人、养老院工作人员和其他高风险医护人员：这个群体估计有600万。此次接种计划的费用由英国政府资助的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承担，90岁的Maggie Keenan是该计划下首个接受第一针疫苗接种的人。

因为与BioNTech合作的新冠疫苗在全球“竞速”中占据优势，辉瑞在今年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但营收上受普强下滑的影响，辉瑞三季度营收121亿美元，下滑4%，前九个月营收359亿美元，下滑8%，辉瑞也从去年的第一退了一步。其中生物制药三季度营收102.1亿美元（+3%），前九个月营收300亿美元（+6%）。依旧主要由Vyndaqel/Vyndamax、Eliquis、Ibrance、Inlyta、Xeljanz等药物推动。

带量采购“发威”，二季度在中国市场呈增长的立普妥（Lipitor）和络活喜（Norvasc）在三季度开始下滑，但在中国市场上，肺炎疫苗Prevenar 13仍持续增长。

默沙东称三季度COVID-19对财务的负面影响估计约为4.75亿美元，使该公司今年迄今的负面影响约为21亿美元。三季度药品销售额增长2.25亿美元（+2％），达到113亿美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肿瘤学和某些医院急救产品的增长，但被COVID-19大流行的负面影响以及某些产品失去市场独占性的持续影响所部分抵消。

“K药”销售额持续增长，带动了肿瘤业务的增长，三季度KEYTRUDA增长21％，达到37亿美元，其中美国营收22亿美元。

其余如诺华、GSK、强生、阿斯利康、安进、礼来、诺和诺德等，前九个月营收都有不同幅度地增长。艾伯维和百时美施贵宝（BMS）则凭借着收购完成，营收大幅增长，双双坐稳全球TOP10。

全球制药新格局

在政策、疫情、专利药到期等一系列风险之下，Evaluate Pharma预计全球处方药的销售额将在2020年增长3.7％，达到9040亿美元，到2026年将达到近1.4万亿美元，其中肿瘤和孤儿药产品将是高性能市场。

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给正在努力寻找治疗方法的制药业以及正在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人们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从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到上市销售，一切的节奏在被打乱和重新规整中交替进行，大型制药商在这场重塑运动中首当其冲，同时也从中获益。

因为手握新冠疫苗，Moderna和BioNTech身家水涨船高，Moderna的市值最近已经超过Biogen的市值。

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找到针对COVID-19的“灵丹妙药”寄望于少数临床试验的结果。除了这些领先的抗体和疫苗方法外，其他新颖机制的大型临床程序也正在研究之中。随之投入研发的经费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些药物和疫苗未来会如何影响市场格局，尚待研究，因为一些最大的试验涉及早已上市的药物。

Solidarity试验的作者得出结论，四种已知的抗病毒药，包括吉利德的Veklury，对住院的COVID-19患者几乎没有益处。对诸如Truvada之类的其他HIV药物的学术性试验正在进行中，但对实验性抗病毒药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产生新的和改进的选择。

中国市场上，根据IQVIA2020二季度医院市场数据，疫情对医药市场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医院医药市场的总销售额约为1815亿人民币，同比下降15.3%。基于12个月MAT销售额，2020年第二季度的MAT总销售额约为7698亿人民币，同比下降5.7%，而2020年第一季度的MAT同比增速为1.3%。

跨国企业2020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达526亿元，同比下跌11.0%；本土企业第二季度的销售额约为1290亿元，同比跌幅更为明显，达到16.9%，相较第一季度25.1%的跌幅有所缓和。跨国企业MAT年销售额近2249亿人民币，增速降至0.5%；本土企业MAT年销售额为5448亿元，跌幅达8.0%。以MAT年销售额排名，阿斯利康、辉瑞和扬子江药业位列企业排名前三。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及带量采购的进一步开展，大部分排名前十企业的季度销售额同比下降。

在医保目录扩增及临床用药刚需的作用下，抗肿瘤药和免疫调节剂类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为-1.0%，达到253亿人民币，而MAT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8.9%，增速蝉联所有品类第一。

从产品的季度销售额来看，扬子江药业的加罗宁位居第一，石药集团的恩必普和辉瑞的舒普深分列第二、第三位。受带量采购全国扩围影响，扬子江的盐酸右美托咪定MAT同比增长率最高，达到515.2%；阿斯利康的泰瑞沙自进入医保以来，一直保持强劲增长，本季度MAT增速超过220%。

在未来的布局上，肿瘤药物依旧是“王者”，罕见病药物地位将不断上升。

Evaluate Pharma预计全球处方药在2020-2026年销售额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7.4%。罗氏将在2026年销售额达到610亿美元，坐上全球药企的头把交椅。默沙东的Keytruda将在2026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药物，销售额达249亿美元，几乎是其最接近竞争对手的两倍。

肿瘤学仍然是研发投资的领先领域，预计支出为820亿美元，是其他任何领域的三倍以上。占总渠道支出的37.4%，占FDA总渠道审批的28.7%。预计这笔支出将在2026年获得152个FDA的新批准和3110亿美元的药品销售额。到2026年，肿瘤将占总药品销售额的21.7%，免疫肿瘤销售额在2019-26年间增长到947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0.2%。

包括李冠桥、秦云贺、谢翠翠、吴一龙、陈晓媛在内的数位中国肿瘤研究人员近日以Trends in oncology drug innovation in China为标题发表在 2020年11月5日的《自然综述：药物发现》FROM THE ANALYST'S COUCH版块上，概述了中国肿瘤药物的创新趋势，从中也可看出未来市场的竞争格局。

2018年至2020年8月期间，在中国批准的44种抗癌新药中，有12种是在中国发现的。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已有药物的派生药，但首创候选药物也在不断涌现。

截至2020年1月，中国有821种正在研究的抗癌候选药物，包括404种派生药和359种首创药。821种药物根据作用机制分为免疫肿瘤学、靶向和细胞毒性药物三大类，并根据作用机制分为派生药和首创药。

刚从仿制药开发转型过来的许多初创公司选择了风险更小、商业化可能更快的途径，即开发派生药物——在某些情况下紧随细胞疗法等先锋疗法之后。派生药物中数量最多的是56种CD19定向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83种针对EGFR或HER2的靶向治疗，以及32种针对PD-1或PD-L1的单克隆抗体。

文章中称，适度的市场竞争可能会增加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但那些只关注派生药物的开发者面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并阻碍长期创新的风险。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和自我规范，在同类药物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有限的市场份额可能会降低候选派生药物的吸引力。政府政策的目标，例如通过医疗保险改革而降低利润率，以及监管当局今后要求批准上市前在临床试验中证明药物的优越性，可能进一步促进具有最佳潜力的药物的开发。在这方面，EGFR抑制剂阿美替尼和BTK抑制剂赞鲁替尼是最新的成功范例。

中国的前沿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大多来自学术界，学术界开发的首创肿瘤药物比例高于产业界(80%对40%)。进一步向产品的转化和商业化则需要产业界的参与。磷脂酰肌醇聚糖3 (GPC3)导向CAR T细胞(GPC3-CART)的开拓性开发正是产学合作的代表。

从首创药的研发管道能够看出，免疫肿瘤学(IO)领域拥有大量的候选药物。细胞治疗尤其突出，在224种首选IO药物中占150种(67%)。细胞治疗也占据了首选IO药物的前10个靶点，如BCMA、CD22、mucin 1、CD123和GPC3。这种创新水平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细胞治疗体系中的地位，在开发药物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政府的优先级调整和监管改革刺激了这一趋势。自2017年12月以来，中国通过将细胞治疗开发纳入“十三五”规划并发布技术指导意见，重新规划了细胞治疗的发展前景。

在整个研发管道中，495种用于实体肿瘤的产品正在开发中，其中靶向治疗占最大比例(62%)。尽管用细胞疗法治疗实体肿瘤存在很大挑战，但仍有83种用于实体肿瘤的细胞疗法正在开发中。在为血液肿瘤开发的249种药物中，细胞疗法占了大约一半(51%)。常见的靶点包括已确立的靶点CD19，以及首创靶点CD22和BCMA。

中国已成为研发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国。对海外开发商(尤其是生物技术公司)来说，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途径是向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发放许可证。在2020年初，在整个产品管道中获得许可的候选药物比例上升至18%，主要在临床前或临床早期进行转移。典型的发展路径最初侧重于局部适应症或晚期肿瘤，这可能缩短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

在中国发现的药物也在国外进行开发(674种药物中有112种)，表明了外界对中国的发现能力、制造质量和研究设计的认可，有17种药物被授权给国外的公司。

（作者：卢杉 编辑：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