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合理控制地方债杠杆率，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音频来源：南财音频

近日，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表示，从总体规模看，202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了。”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国今年同时启动了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显示，全年杠杆率增幅大约在30%左右，是未来5年的总和。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是其中一部分。

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债务增长约3800亿美元。今年前六个月，中国家庭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上升了3.9%，目前中国这一比例为59.1%，高于德国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也高于韩国或日本在可比发展阶段的水平。根据万得数据，今年截至12月2日，中国企业发行了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已经比2019年总量多出23%。

虽然某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中国显性政府杠杆率（国债与地方债）只是超过40%，但是，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在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因此，中国公共部门（国企等融资平台）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与世界其它国家（除日本以外）的情况有所差异。

按照薛虓乾判断，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与此同时，财政收支增速持续倒挂，根据楼继伟的研究，未来公共财政收支压力不减。一是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自然增长率受到限制。二是财政支出增速不减，收支增速持续倒挂。三是潜在养老缺口。楼继伟指出，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未来养老预算对于财政收支的压力日趋加大。

政府部门、企业与家庭债务同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当经济遇到困难后，政府会首先扩大政府债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并赋予企业更便利的信贷融资环境，这些资金投放后虽然并未很快转变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或许在客观上会给家庭部门传递一个资产价格上涨信号，一些人倾向于投资楼市，使得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成为一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动力。

房价上涨意味着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逐渐步入加杠杆队伍，从而影响着国民消费能力与增长潜力。当社会消费能力不足时，则会更加依赖政府投资，形成一种循环效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依赖投资的做法也会对传统过剩低端产业部门的出清带来挑战，出现资产价格（且传递到生产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和国民消费，还会带来一定的通缩压力。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与国企因为政府隐性信用担保的存在，借款成本相对较低，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拉长债务久期不断融资借新还旧。应该强化融资市场化与法治化原则，打破刚兑，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投资为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但是，在经济步入增长轨道后，应该着眼于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防止形成路径依赖和债务风险持续累积。中国应该避免“政府加杠杆-资产价格上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杠杆螺旋，及其可能导致的政府和家庭债务问题，影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影响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

（编辑：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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