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资本本身没有好坏的区分，其本质都是以逐利为目的的，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评述中有经典的表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
因此马克思很早就论证资本主义是有局限性的，并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但即便马克思很早地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由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的，早期的实践表明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仍存在弊端——核心在于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中国整体改革开放后的思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也同样是在不断的吸收和优化的过程，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们足够的经验，当然同样也有教训。发展至今，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缺一不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万事万物皆有利弊，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在于市场自行运转高效的调控经济，但同时对于市场经济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因为竞争的存在所以市场会非常有效和公平，事实上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在垄断要素的情况下，市场的竞争从一开始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尤其是随着近现代的资本-金融-垄断一体化后，这方面的市场失灵就变得更加的突出，如果对私有资本不加以管制，在核心要素领域也实行私有资本化垄断的话，一味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忽视了分配的公平。用核心要素去追逐利益最大化，那必然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当然最后也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社会的危机，虽然它有利的一面是可以更好的满足社会增长的需求，但同时也造成社会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而计划经济的好处则是在市场经济出现漏洞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及时的入市场进行调控，当然同样它不利的一面是如果过度的强调计划经济则也会同样的陷入到低效率的困局；
没有什么发展方式一定是完美的，都会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平衡各种方式的利弊中不断地前行，这就是中国发展的道路，既要让国有资本逐渐退出非核心要素领域，同时又要让国有资本保持对核心要素的绝对控制。既要让私有资本发挥其效率和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要把资本约束住，避免资本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危机的发生。
这条路看似不好走，但也确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列共产主义两条探索道路中，综合后一种最优化的尝试。从2014年开始，香港暴露出来的资本过度垄断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撕裂，和从2016年开始，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引发的社会大撕裂的民粹主义盛行，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自身来看，2010年或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金融，地产等资本捆绑政府进而迫使民众买单，这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开始逐步地进入到了防止灰犀牛，化解风险过程。
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出事了才出来进行约束，经常回过头来去问为啥不能更早的进行约束呢？管理者并不是圣人，没法做到前瞻的判断，或许各方利益的纠结又或许不出事之前你没法前瞻出手干预；
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到的“勿忘初心”-这种修正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了，从股灾后加强金融监管到房住不炒，再到上周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决策层的决心。灰犀牛不仅仅是过去累积矛盾尾大不掉的房地产，事实上灰犀牛已经从地产，金融再到互联网垄断已经全面地浮出了水面。
控制风险的第一步就是控制杠杆，掐住源头坚持去杠杆，然后逐步地拆除炸弹，这是目前采取的化解风险的办法。对于已经一定程度上绑架社会的灰犀牛而言，硬着陆的代价太过高昂，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放任风险继续，西方社会的教训对于我们是巨大的警示。
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发展路径具有其两面性，一面确实是解决了早期发展中政府资金的来源，也同时加速实现了改善居民生活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过度透支居民部门杠杆，高房价加速了贫富差距的分化，同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约束了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些年依赖地产刺激经济的路径逐步地从利大于弊变成了弊大于利，决策层对此也有很清晰的判断。
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再到郭树清主席最近讲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都体现了决策层对加大的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决心。但面对着房地产这样一个对政府，银行，居民部门都举足轻重的产业，化解风险只能通过慢慢地拆除炸弹以时间换空间，尽量缓解社会矛盾关系。
因此对于其他正在崛起的资本巨兽，就绝不能允许再进一步创造出一个这样绑架政府、金融系统、甚至是社会、的巨兽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再到社会撕裂更大危机的根源。
接下来提到的第二个灰犀牛——金融风险，2015年的股灾以及资本外逃带来的风险并不亚于房地产泡沫。从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我们看到这些年金融去杠杆，金融反腐，再到金融私有资本，加强监管金融“野蛮人”，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逐步有序展开。
第三个灰犀牛是早些年提倡的互联网+。其实这里面也都能看出来一个共性，上述提到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互联网+推动创新，这些初心都是好的，但如果期望资本能够有大局观，能够战胜私利心，这就违背了资本贪婪的本质。从发展的路径上来看，互联网发展早期促使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后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逐利和垄断。
以至于官媒发声：“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科技创新更令人心潮澎湃”。这就是发展到后期资本逐利本性和政府希望资本能够有大局观最真实的写照。
无论是地产金融还是目前的互联网寡头，都具备着完全相同的特征——最终都是变成一个大而不能倒，绑架一切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巨兽。地产绑架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垄断最终用金融系统的稳定来绑架全社会，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互联网“赢者通吃”的自然属性若不加以管控也必将带来垄断，寡头通过垄断打掉C端后，再用平台渠道垄断倒过来打B端，最终通过金融资本介入交叉持股控股的一个庞大的金融，数据，民生，捆绑在一起更大的大而不能倒不能动的巨兽。
这也是资本主义危机前最为典型的特征。凯恩斯学派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便大部分的货币最终还将流向少部分群体，所以凯恩斯一开始就预言，能解决当下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性矛盾。
二十年前朱镕基总理时代国企改革，需要有巨大的魄力去化解和承担打破企业大而不能倒的困境，背后关系到千万国企员工的就业。现在也同样需要巨大的魄力和勇气去化解，地产，金融和互联网寡头的绑架。
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更为广泛的技术应用使得生活更加的便捷是社会需要的，而利用这些技术进行垄断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是资本需要的。从资本角度来看自己似乎没什么过错，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充满了纠结，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边界一旦过了，那就是弊大于利，反之则是利大于弊。
金融、地产、互联网垄断资本的本质都是要获得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带来的结果就资本越来越富，富裕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是建立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而都是建立在下一代下N代的债务基础上的话，这种就是对于社会的破坏性的富裕，当下下一代没有希望，社会的垄断到了极致，财富分化也就到了极致，这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当下的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要么就是资本重税，要么就是打破这种基于别人债务获得财富的分配方式。
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结果，西方社会已经给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中国的道路必须与之不同。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利用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把资本引导到该去的地方，这条路也是中国不同于世界的“初心”。
记录于2020年12月12日
（完）
（作者：付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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