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傅高义：以“老式”的社会学路径来理解中国

在中国知识界家喻户晓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于2020年12月20日离世，享年90岁。消息一出，中、美、日三国学者纷纷悼念。打开朋友圈，我在哈佛期间认识的中国朋友纷纷晒出他们和傅高义教授的合影，毕竟教授谦谦君子、毫无架子，对后辈几乎有求必应，我们这些在哈佛取过经的中国人即使无缘亲自得到他的教诲，也多半在各种讲座上多次领略过他的风采。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一位读博士的年轻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说：“才知道傅高义是社会学家，一直以为他在历史学系。”有这种印象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而这其实和美国社会学近几十年整体风向的变动有关。

傅高义于1958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师从大名鼎鼎的理论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同学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和查尔斯·蒂利。他的博士论文《婚姻关系与情绪受困扰的儿童》是对精神病院做田野观察的产物，也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界非常流行的研究课题。但傅高义对于帕森斯那种宏大而抽象的理论并无兴趣，在听了另一位导师弗洛伦丝·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的建议后，不会说一句日文的他决心深入了解非西方社会，并在博士毕业后奔赴日本。两年后，傅高义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的第一本专著《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正是基于他在此期间对日本家庭的第一手观察。

返回美国的傅高义被耶鲁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一年之后，来自哈佛大学的一笔慷慨的资助又吸引他回归母校。此时的哈佛正努力走出麦卡锡主义的阴影，重建其历史悠久的汉学项目，并希望培养一位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社会学家。傅高义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毅然在哈佛大学和本科生一起学起了汉语。1967年，作为讲师在哈佛大学连开三年中国社会课程后，37岁的傅高义被破格擢升为正教授，不但正式开启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更在此后帮助哈佛大学成为全球当代中国研究的重镇。2013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洛阳纸贵，傅高义在中国的名声达到顶峰。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傅高义在政策界与公众中的名声如雷贯耳，他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在理论越来越晦涩、技术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傅高义简洁明了、就事论事的文风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80年代初，傅高义曾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那时，该系汇聚了一批具有广泛公众影响的学者，既有傅高义这样的“区域专家”，也有丹尼尔·贝尔这种深入剖析美国社会肌理的文化批评大师。但几年之后，随着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哈佛革命”的数理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哈佛社会学系发现自己在社会学内部陷入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彼时，随着计算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及，经费充足的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中西部公立大学开始大力发展以人口研究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和以犯罪学为代表的应用研究，顶级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开始被这类研究所占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佛社会学系开始大力向量化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靠拢，时至今日已是非常“主流”的社会学系。相应地，“区域专家”成了社会学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词。这种情况延续至今。我在2003年赴美读博时，系里的教授开学第一堂课就提醒我们，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研究兴趣时，千万不要说“我是研究中国的”，而要说“我是研究政治社会学的，以中国为经验关注对象”。

在哈佛时，我曾跟朋友说，如果傅高义这种社会学家今天从美国博士毕业，很可能找不到一份像样的教职。这当然是玩笑话，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却是显而易见。在如今的美国社会学界，一个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可以不用远赴中国西部地区搜集任何第一手资料，甚至无需到中国做任何田野，只要有足够的量化数据，就可以在电脑前写出一篇技术上令人炫目的博士论文，甚至有可能发表在权威刊物上。

但说到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电脑前的社会学家真的能比田野中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更多吗？社会学研究难道不需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深入理解行动者的文化与动机吗？在几年前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大名鼎鼎的历史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不客气地说：“许多年轻的社会学家如今大谈特谈历史，却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作为一个对理论情有独钟并且现在教理论的社会学“专业人士”，我至今仍以这句话警示自己。跑模型、做统计固然有其价值，细致的观察、深入的访谈以及历史的视野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直到新冠疫情暴发，热情好客的傅高义教授每隔两三周都会邀请哈佛及邻近高校十来位研究中国的青年社会学者去他家聚餐并分享各自的研究心得，几十年雷打不动。从2017年到2019年，我有幸成为这个小共同体的一员，饭桌上听他讲各种学术八卦，饭后则由一位朋友向大家做学术报告。在2019年上半年的一次聚餐中，傅高义教授在饭桌上先介绍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书《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时，然后用十几分钟时间，以“纯正”的、抽象的社会学理论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重述了一遍。他当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要把这本书用社会学语言包装一遍，我会这么说，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我不是傅高义教授的门下学生，却在这两年中多次蒙其耳提面命。每见他一次，我的敬意就加深一分。这是一位“老式”的社会学家，但也是一位精通中文与日文的学者，是一位坚持每年访问中国和日本并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刚结束中国之旅的学者，是一位在退休后仍长期主持费正清中心每周三学术讲座并几乎一场不落的学者，更是一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学者。此刻痛失这位学者，我们更知这种“老式”社会学家的可贵。更可知这样一代的“老式”学者为何热衷于去理解并讲述故事，以“老式”的方式，去接近并讲述中国，才会真正体会认知中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大学教授）

（作者：李钧鹏 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