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深度|中欧联手助攻,《巴黎协定》目标还有多远?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郑青亭 北京报道
2020-12-25 19:37

“中国和欧盟宣布的碳中和目标已在国际层面起到积极效果,推动更多国家采取减排行动。”

临近岁末,过去几年进展缓慢的国际减排努力突然出现转机。

今年的12月12日是《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的日子。当天,联合国与英国、法国、智利和意大利共同召开2020气候雄心峰会,旨在进一步推动各方在气候行动、融资,以及气候适应和抵御能力建设方面的雄心和努力。

在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此前,习近平在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紧随中国的这一表态,日本和韩国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发布《绿色新政》,将2030年减排目标从40%提高到50%至55%,并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为2020年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了安排,并确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本世纪内将全球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力争控制在1.5℃之内。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表示,“《巴黎协定》签署五年后,我们仍然未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协定》要求将升温幅度尽可能控制住1.5℃以内,“各国在巴黎所做出的承诺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而即便是这些承诺都没有得到兑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2月9日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称,尽管新冠疫情使得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7%,但这种减排并不具持久性,如当前趋势无法扭转,预计到2100年,全球温度仍将上升3.2℃左右。

古特雷斯呼吁全球所有领导人“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直到本国实现碳中和为止”。目前,已有约40个国家做出了碳中和的声明,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气候雄心峰会的主办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古特雷斯号召其他国家紧随其后。

气候雄心峰会被认为是国际减排努力的一次胜利。为了介绍此次峰会的成果并激发公众参与减排的热情,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四国驻华大使馆以及欧盟驻华代表团于12月16日共同在北京举行活动。

“说句实话,我现在对《巴黎协定》的前景要比半年前乐观得多,因为中国做出了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进展。”丹麦驻华使馆能源参赞安瑞说,“中国和欧盟宣布的碳中和目标已在国际层面起到积极效果,推动更多国家采取减排行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也指出,由于《巴黎协定》采取的是自下而上自主决定贡献的模式,再加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减排努力一度陷入低潮,但随着欧盟、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宣布提高自主贡献力度,全球的减排士气得到提振,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国际社会正在向控温1.5℃的目标迈进。

“巴黎承诺”:不是做不到,而是还没做

古特雷斯表示,落实《巴黎协定》不是做不到,而是各国并没有真正去做。“迄今为止,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在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和援助计划中,还将50%以上的资金用于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而不是低碳能源。这是不可接受的。”

UNEP在9日发布的《2020年生产差距报告》显示,迄今,在G20政府承诺的抗疫措施相关投资中,对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投入超过2300亿美元,远超对清洁能源的投入(约1500亿美元)。而要实现控温1.5℃的目标,各国需要每年减少6%的化石燃料产量。

古特雷斯说,这种做法相当于向未来的子孙后代“借”了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让他们背上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沉重负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联合国已将到本世纪中叶建立真正的碳中和全球联盟定为2021年的核心目标之一”。

“现在就必须实施真正的减排,到2030年,让全球排放水平比2010年下降45%。这一目标必须在《巴黎协定》各缔约国经过修改和提升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古特雷斯强调,各国须在明年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前提交上述方案。COP26原定于今年举行,由于疫情原因被延期。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16日在视频讲话中指出,COP26的推迟给各方在会前开展磋商、促进共识留出了时间窗口。另外,美国候任总统拜登提出,要在上任后重返《巴黎协定》。“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都为落实《巴黎协定》,提高各国行动力度,推动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安瑞指出,在中国宣布新的减排目标后,中国低碳转型的进程被明显加快,“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习近平主席9月在联大发言之前,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关于用清洁煤实现绿色转型的声音,但此后就没人这么说了,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

不过,她认为,国际社会的行动步伐还不够快,比如没有尽早关停火电厂。“我们做出的中期承诺,就目前的减排进展来看,是没有办法达成长远目标的。”她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在推延做出决策的时间,到最后恐怕就错过窗口期了。”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日前发布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报告称,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电力新增装机中超过一半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尽管成果令人瞩目,但仍不足以实现控温2℃的目标。要想达标的话,可再生能源发电每年新增装机量需要以当前6倍的速度增长。

对于明年召开的COP26,解振华说,“谈判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路程。”他呼吁在大会召开前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第6条关于全球碳市场的谈判,以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全球碳组合,维护环境的完整性,防止碳泄漏,实现贸易公平。

中国将在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仍然任重道远。2020年原本是实现温室气体较2010年排放水平减少45%目标的收官之年,但疫情使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全面放缓。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世界气象组织(WMO)12月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2020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虽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排放和污染暂时减少,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仍处于创纪录高位并在不断上升。由于二氧化碳存留时间较长,地球将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进一步变暖。

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说,明年将是关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决定性的一年,中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做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还因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明年将在中国昆明举行。“这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可以形成合力,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强调,气候变化已经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北极生物的生存已经遭到了威胁,国际社会为此正在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挑战。作为明年两次重要大会的承办国,中英明年将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解振华表示,欧盟的“绿色新政”与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和低碳发展战略在理念和方向上一致,在各领域政策和行动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地方。“我们希望与欧盟进一步加强在碳市场、节能提高能效、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智慧城市、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高气候韧性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

同时,解振华表示,中方也愿意继续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加强与“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落实《巴黎协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实现疫后绿色高质量复苏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作为碳排放大国能否在气候问题上重启合作,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12月12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指出,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有三个新工具,分别是:制定绿色关税和国内绿色环境税,以增加各地碳排放成本;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制定附加绿色条件;出台绿色产业政策,以鼓励低碳技术创新。这些工具的设计和实施都有赖于中美携手合作。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融资层面,还是多边合作层面,中美都需要就气候问题展开对话合作,但考虑到两国近年来的摩擦,前景似乎并非一片光明。“我们需要在新技术上开展更多的合作,而不是设置更多技术障碍。”王毅说,“当然,未来的低碳、零碳技术仍然会有竞争,但我们希望有一个良性的竞争,推动全球减排事业的前行。”

在魏尚进看来,中国应该争取同美国在气候治理上开展合作,以减轻中国产业因减排遭受的冲击。“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里唯一做出相对激进承诺的国家。如果只有中国自己提高企业排放的成本,就会在很多行业损失竞争力,或许在执行时力度也会打些折扣。如果能有个全球性的框架,提高所有企业或居民的排放成本,就能让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在一个水平上竞争,这样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也会增加。”

“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不断提高

随着国际减排共识的不断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该国将不再批准新建燃煤发电项目。“我们已经取消了两个总装机容量为2600兆瓦的煤电项目,并取代为水电项目。”他说,“政府还决定到2030年实现60%的能源来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实现电动车占比达到30%。”

对于巴基斯坦的减排承诺,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指出,这给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提出了一个警示。“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化石能源投资的比例还比较高。然而,未来,发展中国家也会不断加强自主贡献的力度,让燃煤电厂或火电厂逐渐退出,这将是一个趋势。”

方莉指出,在近日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中,即便是清洁煤项目,也没有被纳入绿色账户,而且在中国金融机构制定的绿债标准中,清洁煤也被去掉了。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宣布,该行不会为任何火电厂或涉煤项目提供资金。

12月,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和银保监会的支持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布《“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线研究报告。该报告将“一带一路”项目分为三类,分别是鼓励合作类项目(绿色),一般影响类项目(黄色)和重点监管类项目(红色)。

根据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发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投资仍在持续,总投资额为88.1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占比首次超过化石能源达58.1%,而化石能源占比41.9%。

“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投资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将不断提升。”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主要受到沿线国家减排意愿提高、金融机构对气候风险关注度增加以及中国可再生能源经验丰富等因素的影响。

王遥指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20个国家提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总碳排放量已占到全球一半左右。其中,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消了大型燃煤发电厂的项目。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将积极调整对“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投资结构,引导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领域。

与此同时,王遥指出,随着金融机构越发关注气候风险,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100余家金融机构宣布逐步淘汰对煤炭和/或化石能源的投资。较之化石能源,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出于对金融风险等的考虑,更多地选择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也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

此外,王遥补充道,当前,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产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外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分享和推广我国技术和经验的同时,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走出去”,扩大市场空间。

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绿色技术应用与投融资将发挥重要作用。“绿色技术的创新正对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现状。”王遥强调,为推动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应当加强对于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的支持,提升其技术吸收能力。

明年全球焦点将从疫情转向环境

近日,埃信华迈(IHS Markit)在“2021年十大经济预测”中指出,2021年,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将把焦点从疫情转移到环境上。无论是在公司债券市场,还是政府债券市场,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债券的发行量都将增加。另外,可持续发展债的发行也将增多,其票息率与是否实现ESG目标挂钩。

“我们认为,所有的公司、政府和金融机构明年都会增加对ESG的关注。”埃信华迈金融分析师布莱恩·罗森(Brian Lawson)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欧盟制定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及提供大规模绿债融资支持到美联储加入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保护环境的政治意愿正在不断加强。

此外,罗森指出,ESG债券的前景也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好。“据我们所知,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专门设立了ESG基金。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ESG主题债券能够获得比传统债券更高的定价。今年,ESG工具引发了创纪录的需求——欧盟‘紧急状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SURE),发行规模为170亿欧元,认购额超过2330亿欧元。”

不仅对ESG债券的需求越来越高,罗森指出,明年,ESG债券的供应也将快速增长,这主要受到欧盟7500亿欧元欧洲复苏基金的推动,再加上为应对疫情而发行的社会债券及以环保为目标的绿色债券。他强调,ESG债券不仅发行人基础更为广泛,而且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丰富,除了绿色债券外,还有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过渡债券。

罗森强调,过去一年,洪水、风暴、干旱和野火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显著增加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未来,能源和矿产等高排放项目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融资条件,因为新的项目要就其ESG贡献接受审查。“目前,关于减少融资支持的焦点一直放在煤炭上,但未来几年,这个范围可能会扩大,并可能出台更多抑制高碳强度投资的措施。”罗森说,“今年,能源行业已经出现大量大规模资产减记。我们预计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蔼娆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中指出,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在向海外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时,也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绿色融资标准,以顺应国际资本市场绿色发展的趋势。绿色债券不仅以更低的票面利率备受发行人青睐,也因能拉高投资组合的ESG评分而受到资产管理人的欢迎。“不仅是对一带一路海外项目,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在向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大型项目提供信贷时都会引入ESG评价体系。”

彭蔼娆也同样预测,对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而言,2021年将是加大力度减排的重要一年,中国也是其中之一。随着中国将“绿色政策”纳入“十四五”规划,绿色产品或绿色系统(如可以减少口罩和防护服填埋的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出口将获得利好。此外,电动车行业将继续蓬勃发展,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利润率将变小。

(作者:郑青亭 编辑:李艳霞)

郑青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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