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金融研究：四大行掌舵者更迭逻辑与使命新变

1月28日上午，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在工行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任免决定：工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廖林任工行党委副书记。这一任命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向各分行传达，四十余万工行员工也获悉了这一人事变动。

在此之前，廖林在银行系统工作了32年，具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廖林将成为工行新一任行长，他将和董事长陈四清一道执掌资产规模高达33.5万亿的国有大型银行。

因行业资产规模最大、客户存款第一、市值最大等原因，工行被市场称为“宇宙行”。举例而言，工行一家的资产规模已是证券业的3.5倍，是保险业的1.5倍。

此外，建行、农行、中行体量也与工行接近，三家银行和工行一道被称为“四大行”。这四家银行是中国极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四大行资产规模合计113.8万亿，约占全国金融业资产的三分之一，是2020年全国GDP总量的1.12倍。

从2017年开始，四大行领导开始新一轮调动，一批新的面孔通过激烈角逐成为四大行的掌舵者：去年12月工行行长谷澍出任农行党委书记，今年1月中行行长王江出任建行党委副书记，后续他们将分别就任农行董事长、建行行长。此次调整后，四大行仅有中行行长一职空缺。

 四大行董事长、行长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极为重要的技术性官员。从行政级别看，四大行董事长、行长属于副部级。他们中的少数还将进入省部级领导人的行列。据记者统计，在担任过银保监会、证监会、原银监会、原保监会主席的15位正职领导人中，有13位担任过四大行董事长或行长，占比高达86%。

显而易见，四大行董事长、行长是金融监管干部的“后备军”。那么，这一群体具有怎样的成长履历，他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新一轮的调整呈现什么特点，他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遴选池

 时间回到四十多年前。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经济建设上来。邓 小平多次表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

在此之前，我国银行业实行“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在前述方针的指导下，1979年３月农行恢复设立，中行从人民银行分设，8月建行从财政部分设；1984年1月，工行成立，承接人民银行所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这一时期的四大行行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建行由财政部分设，首任行长由财政部副部长武博山兼任，工行、农行、中行行长则由央行副行长兼任。四大行首任行长早年几乎都参加过八路军或解放军，其领导能力在军事斗争中得到锻炼，但是学历普遍不高。

他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兼任行长之时已经年过花甲。“成立之初为找个新的办公地点成了一件难事。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都是三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房子很少，要分出办公地点已不可能。”工行首任行长陈立多年后回忆道，“最终租借了三里河一个工厂的厂房，隔成小房间，几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由于没有礼堂，工行成立的时候就借用附近科学院的食堂开成立大会。”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组建后，四大行“摸着石头过河”，相继完成了企业化、商业化、重组、股改、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从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公众持股公司的历史性跨越。其中，股改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四大行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上董事长、行长分设且由不同的人担任。

在股改之前，四大行行长担任党委书记，是事实上的“一把手”。据记者统计，股改前一共有25人担任过四大行行长，其中工行第二任行长张肖是唯一一位女行长。在这25位大行行长中，担任过央行副行长的达到10人，占比达四成，央行副行长由此成为第一大遴选池。四大行副行长则是第二大来源，占比为32%（8人）。

随着四大行相继在2004-2009年推进股改，股改之前的行长转任董事长，行长则由新调来者出任。比如中行股改后，原行长肖钢出任董事长，行长则由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接任。对于这样的安排，当时的一位监管部门官员评价称，这是一种制衡的需要，原行长继任董事长，将有助于改变董事会的弱势状况，有利于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四大行股改之后一共产生16位行长，在任行长之前他们担任四大行副行长的人数为6人，占比达到37.5%，比如拟任工行行长的廖林此前即担任该行副行长。其他来源包括金融副省长、口行行长、交行行长、原保监会副主席等，人数1-3人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比例有所低估，因为一些行长并非直接由副行长转任，而是在担任副行长之后转任其他职位（如口行行长、副省长）再转任四大行行长。如果加上这类变动，16位行长中担任过副行长的人数将高达9人，占比接近六成——副行长成为行长的第一大“遴选池”。

另据统计，四大行股改之后一共产生16位董事长。在大行董事长的“遴选池”中，四大行行长是重要来源：人数为8人，占据半壁江山。如现任中行董事长刘连舸即由中行行长转任而来。其他来源包括央行副行长及纪委书记（3人）、大行他行董事长（2人）、银监会副主席、中信集团总经理、开行行长，后三者均为1人。 

作为技术性官员群体，四大行董事长、行长人选的来源，高度依赖于金融部门输送，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统计还发现，2017年后四大行行长、董事长的调动出现新的特点：

——普遍频繁更替。2017年之后担任大行行长、董事长的四大行掌舵者（不含现任）平均任职时长为2.79年，而在股改后至2017年之间任职时长为5.19年，部分掌舵者甚至任职长达10年左右，比如姜建清任工行董事长达10.5年，李礼辉在中行行长任上工作了9.5年。更替加快，一方面有助于领导干部在不同岗位历练、预防腐败，但另一方面可能不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

——跨行平级调动增加。外来的董事长、行长和新体系的利益关连较少，一般而言更能公正地处理各种事务。2017年后田国立、陈四清由中行董事长分别调任建行董事长、工行董事长，王江由中行行长调任建行行长（拟任）。而在此前，类似的案例仅有王雪冰从中行行长任上调任建行行长。

分析来看，跨行平级调动可能受到机构改革的影响。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原银监会、原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作为四大行董事长进一步升迁的“三会”主席名额少了一个，相应增加了不同大行之间的平调，但一般由资产规模小的机构调往规模大的机构。

历练

此轮跨行平动的王江曾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一职两年多，于2019年12月调任中行行长，今年1月他接替刘桂平出任建行行长——二者都属于金融副省长调任国有大行行长的案例。

刘桂平在农行工作了25年，从基层员工逐步升迁至上海市分行行长，2014年出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他调任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担任副市长，也是一名金融副省（市）长。2019年3月，刘桂平再度回到金融系统，担任建行行长一职。

“我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分管的也是金融。虽然刚加入到建行，但要说我也算金融界的老人。” 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行业绩发布会上谈到从地方要员到大行高管的角色改变时称，“27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大行董事长、行长的专业大多为经济、金融、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从工作履历看，他们都在金融系统历练二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及人脉，他们也被称为“技术性官员”。

《人民日报》此前曾报道，金融工作是以广博的专业知识为基础，通过担任不同的职务，多角度增加认识深度，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处理金融业务的能力和金融管理水平。2017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明显强化，金融副省长密集增加。 

是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设立金融委，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结束5天后，王江由交通银行副行长转任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18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其中有16位是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

他们在地方历练之后可能再度回到金融系统，刘桂平和王江均回到国有大行任职，刘桂平在担任建行行长一年多后调任央行副行长。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技术性官员再度回归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据记者梳理，四大行80年代恢复设立以来，总计有57任行长、董事长，其中9人担任过金融副省长，占比15%。地方的经历让他们对金融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如郭树清从贵州省副省长调至央行副行长，后进一步调任建行董事长。担任建行董事长半年之后，他出版了《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

他在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梯队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长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行长对董事会负责，主持银行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一般而言，四大行董事长还兼任党委书记，是事实上的“一把手”。这一特征在大行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中也有体现：

——在年龄上，董事长普遍比行长年长。股改后16位大行董事长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4岁，而16位行长的平均任职年龄为53岁。

——董事长一般比行长具有更深的政治资历、更广阔的政治视野，董事长也是行长进阶的重要目标。股改之后的16位大行董事长中，有一半（8位）来源于大行行长。其中七位由本行行长接任董事长，这样有利于保持一家大行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如果从大行行长的具体去向看，除去目前在任的3位行长外，股改后其余13位行长中，出任大行董事长4人，出任国开行董事长、央行副行长、大行行长、中信集团董事长各1人，农行原行长张云因严重违纪被行政撤职。此外有4人到龄退休，退休年龄为61岁。这一轮调动后，四大行中仍有中行行长空缺，其他三位行长的年龄在55-58岁之间。

董事长则成为金融监管干部的后备军。一般而言，国有大行董事长大多能入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陈四清（时任中行董事长）、易会满（时任工行董事长）、田国立（时任建行董事长）入选。现在除田国立还任现职外，陈四清已调任工行董事长，易会满已调任证监会主席。此外，时任农行行长赵欢也入选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已调任国开行董事长。

据统计，除在任的4位董事长外，股改后其余12位董事长有5位升任证监会、原保监会主席一职，行政级别提升至省部级。此外，蒋超良由农行董事长出任吉林省省长，开辟了国有大行董事长升任地方领导正职的先例。

“我下过乡，做过工人，又干了银行，搞过企业，当过地方父母官，从运动员到裁判员，又从裁判员到运动员，周而复始，这才把自己锤炼了几下子。”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离任告别会上如是总结从被监管机构调任监管机构的感悟。 

在出任原银监会主席之前，刘明康是中国银行行长。做过银行经营者的他清楚地知道，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做不好银行的，“曾经当过运动员”的他在原银监会任职的8年中最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和潜在风险，对风险的警惕是其在任期内蹦得最紧的一根弦。

早在2003年原银监会成立不久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在谈到当时比较新兴的消费贷款时就说道：“在一个好事面前，在一个发展的趋势面前，监管者要始终保持着满腔的热情和冷静的脑袋，就是warm heart，cool head。”

其他去向中，有两人跨行平级调动为另一大行董事长，建行股改后的首任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违纪被调查，余下3人则到龄退休。相比而言，大行董事长的退休年龄比行长略大，如无晋升他们一般在63岁退休。

现任中，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建行董事长田国立最为年长，两人均为1960年出生，现年61岁。拟任农行董事长的谷澍最为年轻，1967年出生的他现年54岁。

岁末年初，谷澍以农行党委书记的头衔发表2021年新年致辞。他说，2021年是农业银行成立70周年。70年来，一代代农行人筚路蓝缕，筑起了农行事业的坚实大厦。实际上，这也是四大行发展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四大行一度处境艰难，但此后在掌舵者、监管机构等多方努力下，通过核销已损失的资本金、不良资产的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四步曲”，四大行涅槃重生。伴随加入WTO后中国新一轮景气周期启动，四大行营收、净利润保持较高增速，市值进入世界银行业前列。

最新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6.4%，远高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不良贷款率为1.5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四大行在内的银行改革不仅使资本得到补充，而且公司治理结构也得到改善，

“岁月不居，华章日新”，谷澍在新年致辞开篇中国引用了这句古语。这一古语在表达时光飞逝的同时，也在勉励保持时不我待、昂扬奋斗的精神状态。与前任相比，现任四大行掌舵者面临新的挑战：

Wind数据显示，10年前的2010年，四大行市值最低的农行也有一万亿左右，约是招商银行的三倍；而现在四大行市值非但没有增长，还有所收缩，中行市值甚至跌破一万亿。目前招行市值大约1.3万亿左右，距离工行约4000多亿，此前已超越农行、中行、建行，市场也在思考这是为何？

随着LPR改革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取得重要进展，四大行的利差明显收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四大行营业收入平均增速为12.9%，但“十三五”期间降至4.29%，如何应对营收增速下降？作为国有大行，既需要履行好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如以低利率贷款加大对普惠小微的支持；同时作为上市公众公司，需要以盈利为目标，如何做好平衡？

行至当下，“十四五”已经开局。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战略经营如何适应和调整，这是时代留给在任者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