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应该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来扶持家庭。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针对东北人口负增长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可以探索”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限制。
该消息源于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的一则建议答复（下称卫生健康委答复），该委已就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研究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这一步是应当迈出的。”
但黄文政与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宇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单靠生育政策放开，并不会立刻扭转东北地区生育水平低的局面。
朱宇指出，要提升生育水平，关键在于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同时完善托育，尤其是对于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尽快出台托育行业标准及相关人才的培训机制；对于处于哺乳期的新生儿母亲应给予工作时间上的灵活安排；也可考虑对于生育直接给予经济补助的做法。
体现“生育政策包容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常住人口持续7年净流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答复中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并不比中西部省份更严重，其人口下降的症结在于出生率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2019年的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而东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均为负数。
黄文政表示，东北地区居民的低生育意愿已形成传统：“一来是因为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较高，国有企业比例也高，计划生育执行更彻底；二是东北历来‘闯关东’式的移民文化使得其宗族观念并不浓厚。”
国家卫生健康委答复中提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宇认为，此番探索符合“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指导意见。
但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注意到，仅凭放开生育政策，难以一劳永逸地提升生育水平。卫生健康委答复中称，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这一现象已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印证。2016年，在全面放开生育二孩之后，当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这一数据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的数据有小幅反弹。
但在随后的2017年至2019年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滑，在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出生率跌至10.48‰。
黄文政与朱宇均认为，单靠生育政策放开，并不会立刻扭转东北地区生育水平低的局面。
朱宇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中国已完成了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人口转变，目前正历经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以子女为中心的传统观念逐渐被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想法所取代，致使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这不仅是在东北地区，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了。”
除了“鼓励生”还需“支持育”
在黄文政看来，东北振兴的关键在于生育：“东北地区的生育率维持在极低水平，全面放开生育、大力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到的这一步是应当迈出的。”
朱宇则认为，东北振兴，留人也是另一大要素：“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城市的基础比较扎实。想要留人，产业要发展，机制要盘活。要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桎梏。”
黄文政指出，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应该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来扶持家庭，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和养育负担，鼓励和奖励多生。但他强调，按意愿生育或不生育是民众的基本权利。
黄文政同时呼吁全面清理涉及生育限制的各种政策规定：“比如，早期超生者在计生与上户脱钩后很多拥有双户口，现在却无法将学籍转入真户口下，又不能注销假户口。”
朱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要真正提升东北地区生育水平，除了鼓励生，还需支持育：“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儿育女会再增添负担，当然解决这个问题非一时之功，但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是大有可为的。”
朱宇着重提到发展托育等公共服务：“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任务，对于双职工的家庭来说负担很重。或者有的年轻人会想依靠托养机构，或者是请护工、保姆，但每月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里就需要政府的力量。另外，还要尽快出台托育行业标准及相关人才的培训机制。”
国务院于2019年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此次卫生健康委答复中，有关“加大对托育服务机构投入和幼师队伍培养”的提法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关于具体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会同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城企合作，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卫生健康委协调财政部等6部门对依托社区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免征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不动产登记费等。协调教育部等7部门加快建立健全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明确每个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开设托育服务相关专业。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协调银保监会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创新开发产品。
朱宇另提到应从保护女性职业发展的角度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对于处于哺乳期的新生儿母亲应给予工作时间上的灵活安排，或是安排居家办公；我们也可以参考西方国家对于生育直接给予经济补助的做法。”
黄文政则从延迟退休角度看待生育问题：“渐进性延迟退休或会很快落地。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很多年轻人是依靠父母辈来带小孩，那么，延迟退休政策能不能与家庭抚养后辈的压力相挂钩呢？所以两头政策的制定还应通盘考虑。”
（作者：尤方明 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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