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见丨 “启蒙者”俞敏洪：痛苦是人生的底色

“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中国但凡念过大学的，谁不知新东方和俞敏洪？

俞敏洪1985年于北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6年后主动放弃了北大教师的身份，1993年创办新东方。现在的新东方已经是覆盖全年龄段和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集团，在全国拥有一百多所学校，超过5万名老师，面授学员超过5500万人次。

2006年新东方集团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2月23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北京新东方总部大楼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透露了“留学教父”个人性格的改变和新东方27年来5条增长曲线求变过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的痛苦、挣扎、反抗和坚持。

以俞敏洪为代表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普遍带着改变中国的理想走上创业之路，他们是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转折点上勇敢求变的人，为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献出了自己的思想、精力乃至一生的时间。

但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为何要把“求变中国教育”作为个人和机构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吗？

27岁新东方没有改变中国教育

“意义”是俞敏洪再三强调的关键词，他直面外界质疑，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推巨石上山之后，石头会再滚下来，再推，再落，周而复始，看似尼采说的永恒轮回，毫无意义，但西西弗斯勇敢地为自己赢得了意义。这也是俞敏洪的人生哲学，“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慧见》：你在1993年创办新东方之后正好赶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出国留学潮的黄金十年，对新东方27年的成绩单打多少分？

俞敏洪：财务角度来看新东方是成功的，从最初13个学生做到300多亿市值，我打80分。但从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度，我觉得没及格。新东方没给中国教育带来某种实质性改变，比如说让学生综合素质更高，未来发展方向更广阔等，做得远远不够。

如果说新东方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新东方在90年代推动了中国留学潮，避免中国教育内卷化，让上百万中国学生在90年代就接受世界教育。这批人归国后对国内经济、科技等的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今天更多深入中小学全科培训也帮助家长和学生解决了部分问题。

《慧见》：一个商业培训机构要把改变中国教育的使命扛到肩上是不是“唐·吉诃德”？

俞敏洪：必须扛，这是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商业上能跑通也很重要，否则生存空间都没有，但我觉得今天的新东方在意义上跑通更重要。 

《慧见》：如果说新东方未来能成为全球领先的中国教育培训品牌，你觉得赢的关键会是什么？公司现在这么大体量还会死吗，可能是死于什么原因？

俞敏洪：我觉得新东方赢的关键还是对教育的理解和热爱。我做教育不是捞一票就走人，而是真真实实地想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当然会死，好多千亿机构都陷入困境，海航都破产了。我关心的是怎么做出对的决策让生存时间更长，及死了后能留下什么。

《慧见》：你想留下什么？

俞敏洪：我每年出一两本书，有用就会流传下来，你死后还有人在读你的书我觉得挺好。二是你做的事情影响了人类行为或生存质量，也很棒。新东方能否为人类留下某种遗产，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人永远超不出自己的认知范围。也许我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从整个世界发展的格局来看不是，但也许真的到最后就有意义。

《慧见》：你说过新东方改变了400万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可外界觉得就是个营利的培训机构。你在意外界的评价是否来源于内心深处对这个使命的不自信？

俞敏洪：很多意义是自己认定的，比如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其实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不认定这个意义，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我们真改变了不少家庭的命运，而且大都是往好的方向。我们送出去了400多万留学生，大部分都学业有成，或者回国效力，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安身立命，我觉得都很好。但你没法强行让社会跟你一样认定这个意义，而且人对自身意义的认可，一定比社会和其他人的认可要高出一倍以上。

《慧见》：你觉得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俞敏洪：高考独木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高考改革。

《慧见》：出生于60年代的这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中国的理想，你创办新东方27年来实现了这个理想了吗？

俞敏洪：不光没改变，我觉得反而是产生了负面作用。因为教育变革是观念的变革，是模型的变革，现有中国的教育条件下观念和模型的变革都很难做，也是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大学教育体系相对落后，但新型大学教育模式依然没有出现。观念的变革通常是100年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人和单个机构能做到。

“地面和在线教育结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条路”

从一介书生到建立新东方，俞敏洪不仅是数代中国大学生全球视野的启蒙者和助推者，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其中固然离不开特殊历史机遇。在外界视野里，俞敏洪本人务实进取、积极求变、有担当不避讳责任的性格特点也功不可没。

《慧见》：新东方在线布局失败了吗？

俞敏洪：新东方在线远远没达到我期望的“双平台战略”。但在线教育还是值得做，在线教育打破时空边界，优质教育资源可辐射到任何地方。形式上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真人、直播、录播、短视频、语音等多元方式。在线教育客户也不再以年龄而是以兴趣划分，同一门课可能小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都在听。

在线和科技结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线教育还能更好推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公平。把地面教育和在线教育更紧密结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条路。

《慧见》：你不认同最近教育创业圈里流传的“在线教育注定失败”观点？

俞敏洪：在线教育不会失败，但现在中国在线教育走偏了，比如针对中小学的学科教育，拼命制造家长的焦虑，或用资本的力量在用互联网烧钱模式来推动，这是我不屑去做的。所以新东方在线教育一直做不大，才十几个亿收入，跟地面教育差了至少15倍。

烧钱模式注定要失败，在线培训机构烧钱做广告，获得一个低价客户600块，转成正价客户成本就变成4000块。一年后复购率50%又是2000块损失。一个客户客单价平均只有三四千，这个模式就完全不可持续。现在之所以能够存续下去，是资本拼命在后面补贴，我也是投资人之一，但资本补贴一定是很有限度的。

《慧见》：新东方原本是最早做在线教育的一批机构，有没有反思为什么错过在线教育等新风口？

俞敏洪：首先是我个人的性格弱点，个性随和，有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做事会瞻前顾后，明明认为决策是对的，但考虑到其他人，不敢全力以赴去做新业务。当新东方核心人士说不能这么做，我一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因此错过一些机会。企业和民主国家管理不一样，民主管理要少数服从大多数，但企业发展企业家的坚持很重要。

其次我管理比较人性化，很多商业机会我看到了，但用人不对，比如说各种关系，或者说跟了我十几年，我觉得把他拿下实在于心不忍，就眼睁睁看着他把一个城市做没了，把一个商业机会做没了。

第三是我个性不太敢冒险，比如投10个亿可以搏一把，但我会想做不成10亿就打水漂了，我就不敢投了，就失去了另外一些好商业机会。

《慧见》：这些年你做了什么改变自己这三大性格弱点？

俞敏洪：没法改变。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要我变得很独断，不行的人立刻拿下，10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投入去抢占个有风险的新市场，我还是做不到。辩证来看，也是因为我这些性格弱点，新东方今天还存在，还能相对较健康地发展。

所以不强求彻底改变，现在逐渐改变了不少，比如更果断，发现某个人在岗位上不行，我不一定要自己出面，可以让新东方CEO出面是吧（笑）。投入上，我也变得更强势了，但还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慧见》：举个最近的改变的例子？

俞敏洪：比如说2020年布局0~8岁幼儿启蒙，给所有老师普涨15%工资，对新东方来说也是几十个亿的投入，都是逆势而为的重大战略。2020年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新东方部分业务陷入困境，比如地面教育和国际教育全部被暂停。就有反对意见，收入下降，利润快没了，还给老师涨工资，不是要亏损了。我就坚持必须要涨，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把优秀的老师留下来，现在结果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慧见》：2020年才入局幼儿启蒙为时不晚？

俞敏洪：不晚，启蒙是永远存在的市场。中国尽管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但即使按每年1000多万出生人口，0到8岁也是一亿多人的巨大市场，没有任何机构能全面覆盖。2020年只有1000万出生人口，但那是特殊年份因为疫情都不愿意生孩子，今年应该能恢复到1400多万的水平。 

《慧见》：从大学生留学考试到K12再延伸到现在的0～8岁，幼儿启蒙成为新东方未来第三增长曲线的可能性有多大？

俞敏洪：按时间顺序，我们第一条增长曲线是出国留学培训，第二条则是延伸的国际教育，包括中小学国际教育、出国考试、出国咨询，第三条是大学教育，第四条是在线教育，第五条才是幼儿启蒙，后面几条未来如果能做好，都是百亿以上的规模。

《慧见》：摆在新东方面前的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增长压力，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

俞敏洪：最担心的还是跟不上时代。我个人对科技的不理解和不敏感，在前面10年给新东方带来了比较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迎头赶上，新东方也用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慧见》：回顾近30年创业史，你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没有最大的错误，很少有人会一次性犯把整个人生都毁掉的大错，当然也有这样的，但大部分错误都是一点一滴小错误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错误还是对科技的不敏感。其实新东方信息部在2000年就有了，但我就没舍得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的钱，也不舍得去招聘全球、全中国最好的科技人员，慢慢就导致新东方在教育科技化变革方面落后了。

《慧见》：什么契机让你发现这个最大的错误？

俞敏洪：就觉得应该投了，再不投的话就要拉倒了。现在已经迎头赶上，新东方现在有2000多名程序员，科技上每年花几十亿，但已经后知后觉了。

《慧见》：任何人和企业都对抗不了趋势，你看到教育行业五年后趋势性机会是什么？

俞敏洪：我觉得是真正好的教育内容、科技、传播平台三者的结合。就未来教育领域的创业来说，要不就创建平台，要不创建优质内容，或者垂直类技术支持公司，都是未来的趋势性机会。传播平台已经有很多，比如喜马拉雅、得到等知识型传播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传播平台，腾讯、爱奇艺等长视频传播平台，还有大量慕课模式平台。

《慧见》：你怎么看“得到”的商业模式？

俞敏洪：它切了成年人继续学习的细分市场，商业模式能存续，但有半公益色彩，高增长率不可持续，坦率说一个国家和社群的好学人群真不多。“得到”卖得最火的“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现在也只有50多万人学习，终身学习很重要，受众却非常有限。学习要动脑，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懒惰，大部分人不愿意动脑，只愿意循着日常生活的轨迹往前走，只要不发生有生存危险的事情，他就不愿意改变。

家庭教育“言传身教”最重要

书生俞敏洪挚爱阅读，一年要读6、70本书，著述也宏富，涵盖了创业、教育、励志、哲学等领域。

《慧见》：今年春节我陪母亲去灵隐寺，灵隐寺的云林图书馆门口牌匾上写着“续佛慧命”，意思是书籍能延续佛祖的智慧生命，你怎么看阅读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俞敏洪：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个人不会阅读，就等于没有接受教育。大学和中小学教各类学科知识，很快就会落后，就是某种意义上让你学会走路。这些基本知识不等于让你有常识，也不等于有见识。阅读才能让你进行深度思考，让你学会跑，学会飞。学会阅读才有终身教育的概念，听课都不是终身教育，阅读才是。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但中国人均每年读书两本都不到。简单根据出版书籍数量统计是每人每年5本书，还包含了中小学教辅在内。

《慧见》：你的阅读量大吗？

俞敏洪：我自己一年阅读6、70本书。

《慧见》：你当年是凭借高考成功改写命运的寒门学子，如何看现在教育越发精英化的趋势？

俞敏洪：从国家层面，政策和教育结构需要改变，从个人层面，我现在每年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农村教育，在尝试借助现代科技和网络做出新的教育模型，至少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缩小教育鸿沟。现在一个优秀老师能覆盖农村地区1000个班的需求。

《慧见》：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想请教你如何教育一双儿女的？

俞敏洪：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比如说我每次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旅游，孩子们总看到爸爸抱着一本书看，他们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高质量的陪伴也很重要。每年我至少有一个月是专门陪孩子的，比如说我两个孩子比较喜欢历史，因为从小我就带着他们去考察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如果孩子在北京，我一个礼拜至少两三天都要回家吃晚饭，到现在为止，我两个孩子还有晚上和我一起散步的习惯，我们边散步边聊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事情。 

《慧见》：能否谈一下家庭生活？

俞敏洪：现在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最小的都上大学了，对我来说家庭生活就很宁静了。晚上没有应酬都回家吃晚饭，锻炼身体，遛狗，听音乐，有时会唱卡拉ok。

《慧见》：在留学教父、青年导师、新东方创始人、投资人之间，更钟意哪个身份？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会选哪一个？

俞敏洪：都不选，只刻一句话，俞敏洪是一个人。做成人就很不容易了，人有人的标准，我的一生自己感觉没白过，活得充实快乐，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或多或少做了点贡献，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就是个真正的人。

《慧见》：你最不喜欢被定义成什么，你觉得外界对你个人和新东方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俞敏洪：我其实无所谓外界的定义，你就活的是你自己，社会上给定义成什么，不影响你想要做什么。

《慧见》：现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俞敏洪：新东方如何变革，战略方向往哪走，业务怎么做更有意义等战略性的思考。

《慧见》：你的书名中充斥着“痛苦”、“崩溃”、“绝望”、“孤独、失败与屈辱”等负面倾向严重的词语，最为平和是《行走的一生》，你的痛苦都来源于什么？

俞敏洪：人人都生而痛苦，痛苦是人生的底色，你难道不痛苦？

《慧见》：我当然有痛苦，所以今天专门带了名字有痛苦的书来。但我们普通人大部分都是被痛苦压垮的，很少人能像你，你如何把痛苦转化成能量？

俞敏洪：感受痛苦是人很重要的能力，是人创造力的源泉，我从来不试图去摆脱痛苦。但，痛苦也好，绝望也好，不能被这些占据你所有精力和时间，把你的精神给打败了。最重要的是在痛苦土壤中播下生命的种子，让它以痛苦为养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人生抓住好时机很重要”

俞敏洪与冯仑等企业家的探讨中频繁出现“死亡”“衰老”“使命”和“理想”等关键词，这也是他近30年创业历程中最经常思考的问题。

《慧见》：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访谈录《酌见》，从一个善于思考的写作者到暴露于聚光灯下的对谈者还适应吗？

俞敏洪：这些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再不记录很多人都老了，如果到最后都没留下记录怎么忍心？我刚好是善于访谈的人，我考虑的是让更多人理解中国企业家，他们从零开始辛苦奋斗到现在，他们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消除老百姓对企业家的对抗情绪，让双方达到谅解。我和每个人都聊8个小时以上，从人生到事业谈的很深，很多都是终极问题，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

《慧见》：如今短视频更为流行，长视频还有意义吗？

俞敏洪：我觉得引起人深入思考的东西一定是长视频，短视频更多是传播信息和情绪。我马上要开短视频中的长视频，叫“老俞一周回顾”，讲我一周得到的新知识、新想法和好玩的事情。

《慧见》：有人说，这三十年来，启蒙失败了，你作为一个关注很多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启蒙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比如现代社会的认知，对科技的认知，对社会发展，全球化的观念，中国人其实做的特别好。但是有两个信息化带来的问题我觉得是迫切要解决的，一是信息茧房，一个人应该学会在丰富多彩的综合信息里去筛选，通过筛选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人以类聚”也是，微信上你不喜欢的人一秒钟就拉黑了，只跟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但人应该跟所有的人打交道。这是信息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不光是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文情怀和人文知识极度匮乏，现在很多人没什么耐心去阅读，除了看短视频以外就不想干别的了。

《慧见》：那你还说启蒙是成功的？

俞敏洪：启蒙依然是成功的，你把今天的任何一个人拎出来，跟严复和梁启超比，他们的知识结构都更丰富，当然情怀不一定，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教育重点应该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打破信息茧房，二是提升人文情怀。

《慧见》：财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解决温饱后财富就不太重要了。原来我在北大教书住着一个10平米房间就高兴的不得了，现在我书房都有40多平，是我30年奋斗换来的，但是再多我也没这个需求了。

企业家自己花钱其实有限，这些钱都会用来投入到再生产中去，所有人都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在身后钱到底是谁的问题，还不如活着时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我每年在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慧见》：对现在创业的“后浪”们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继续浪。只有在浪的过程中，你才能学会经验，学会教训，才能对未来有所感悟。不要给自己预先设定一个路径，我们这些人也是浪出来的。 

《慧见》：春节去看电影了吗？

俞敏洪：好电影我从来不拉下的，新东方也在部分涉足影视。《你好，李焕英》之所以流行，因为贾玲把东北人的幽默带到电影中间，体现人间真情，又刚好在春节大家比较空闲，如果《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春节档，一定会比《你好，李焕英》票房更好。所以人生抓住好时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