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职业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近日，在“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主题研讨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业内专家对职业病防治等进行了相关探讨。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多数劳动者职业生涯超过其生命周期的一半以上。2019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抽样调查，目前约有1200万家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超过2亿劳动者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9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8万余例，约占报告总数的89%。
职业危害和职业病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健康、给劳动者本人及家庭带来重大身心和经济负担的主要因素。不过，依据相关法规，尘肺病作为职业病的一种，诊断的前提是要确定患者的劳动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指出，尘肺病在诊断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大量尘肺病农民患者长期拿不到尘肺病诊断报告，甚至发生“开胸验肺”悲剧是老大难问题。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因为提供不了劳动关系证明，而拿不到尘肺病的诊断报告，也就无法获得工伤认定和赔偿。
为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前首席专家李德鸿认为，职业病只需要强调“工作活动中产生”即可，不应另外分“职业性尘肺病”和“非职业性尘肺病”。
持续关注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九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认为，应该从法律角度进一步加强对职业病的防治，建议在《刑法》中应增设职业病防治不力罪，从源头治理尘肺病持续高发的问题。“生产场所消除了粉尘危害，尘肺病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消除。”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呼吁“将职业健康课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也表示今年两会将重点关注职业健康教育的落实问题。
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
陈静瑜指出，尘肺病在诊断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能根据病人职业粉尘接触史、胸片、高清晰的螺旋CT进行诊断。但大量尘肺病农民患者长期拿不到尘肺病诊断报告，“由于尘肺病是一个职业病，一旦给患者打上‘尘肺病’的诊断，这个病人的普通医保就受到了影响，反而对医疗费用的报销有负面作用。”
在上述研讨会上，“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也以自身经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讲述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就医难题，2009年6月，无计可施的张海超通过“开胸验肺”来证明自己是尘肺病，终于获得工伤赔偿，并于2013年有幸在无锡人民医院做了肺移植手术，陈静瑜正是他的主刀医生。
张海超无奈地表示，目前全国能为尘肺病患者提供较好医疗保障的地区不多，而大部分医院为了让患者的医疗报销更容易，明明知道患者是尘肺病，但要写成“肺炎、肺气肿”等，以便纳入普通医保。
依据中国现行法规，尘肺病作为职业病的一种，诊断的前提是要确定患者的劳动关系，能确定劳动关系的人可以拿到“职业性尘肺病”的职业病诊断，而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就很难得到该诊断，也就无从获得职业病鉴定和工伤赔偿。
根据大爱清尘最新研究报告，四分之三的尘肺病农民工在从事粉尘工作时从未与用人单位签过劳动合同；仅17.5%的用人单位为尘肺病农民的职业病诊断提供过劳动关系证明；仅11.6%的患者表示工作单位在其患病后提供了保障和救助。
另据大爱清尘在2020年的调研数据，拿到职业病诊断的尘肺病农民工仅占受访患者的1/5，由于尘肺病农民工大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加之尘肺病10-20年的晚发性和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导致了劳动关系难以确认。
就此，在这场讨论会上，李德鸿指出，职业病只需要强调“工作活动中产生”即可，不应另外分“职业性尘肺病”和“非职业性尘肺病”。
“近几年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关键是策略和解决问题的实际部署。这个问题解决难，是因为我们的生产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基本是把人群一分为二，即体制内和体制外。尘肺病就是工作中暴露粉尘所致的，尘肺病都是由所从事的职业引起的，就是职业病。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都是职业。” 李德鸿表示。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监察局局长王程同意这一观点：“奉献了劳动而得的尘肺病应该无差别地得到认可和认定。
职业病防治应落到实处
在尘肺病的防治中，也存在很多因认知水平产生的问题。大爱清尘的最新调查显示，尘肺病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被调查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占96.3%，远低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
出生在山西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表示，在他记忆中确实看到过很多工厂配备了防尘口罩，但工人却觉得戴着闷、嫌麻烦就不戴，甚至可能觉得一个爷们儿还怕这点儿事，结果导致职业病之后才追悔莫及。
为此，贾樟柯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设置职业健康教育课程保证劳动者掌握基本的职业健康常识及防护知识，提高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以使其面对职业危害能够准确识别，并有效进行自我保护，这对从源头上防止职业病的发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何琳表示今年两会将重点关注职业健康教育的落实问题。
2019年7月，由国家卫健委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明确指出了“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其中有一条约束性的要求是符合要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率要达100%。
据此，何琳代表谈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在多地学校督导和调研当中发现，现在体育与健康课基本上是体育老师来上，我就问体育老师最基本的卫生问题，比如什么是结核病，传播途径是什么，这些体育老师都不知道。”另外，结合实地调研，何琳代表还发现，目前我国各地学校关于健康教育的教材五花八门，体育老师可以上，班主任可以上，校医可以上，心理医生也可以上，很不规范，效果也可想而知。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已经开始将职业卫生与安全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当中。欧盟2014-202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战略框架要求从学校开始提高职业安全与健康意识。基于以上，何琳代表谈到今年两会上将再提职业健康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的建议，并聚焦关注如何真正能够把健康教育课落到实处。
严慧英也坦言，“职业病防治贵在落到实处，我们的提案和建议中是否可以加入将职业病防治不力的企业上升到刑事责任上来追究，对于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企业，如果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最起码在职业病预防上能够有一个法律层面的支持。”
对此建议，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郝亚超以酒驾入刑举例，当《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大大减少了酒驾引发的悲剧，“如果职业病防治不力也能入刑，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则表示，应当关注《职业病防治法》修订，修订工作今年已经列入了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作者：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朱萍,李玉敏 编辑：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