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
“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他指出，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其实校外培训的治理，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彼时整顿的抓手是“乱收费”。到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文对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被称为“史上最严”；同年8月国办发布第一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到今年，教育部将“双减”作为头号督导工程。这些年对校外培训的整顿着力点也从“切割在职教师与培训机构利益链条”，到“严禁超纲教学”、“严禁应试化教育”，逐步切入要害。
对校外培训“步步紧逼”背后的初衷是“减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道出原委，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目标是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把学生从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非办不可”的良苦用心是否真正起到了减负作用，缓解了家长与学生的焦虑？北大财政所发布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2019）》中显示，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如何寻找解决路径，不让校外培训的影子遮住孩子成长的光亮？今年，也仍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
监管加码难“退烧”
武汉11岁的霖霖（化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课外培训没有断下过，周末两天时间，她要上数学、英语、舞蹈等多门课程，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北京6岁的城城（化名）还没上小学，数学、英语、编程、篮球的校外培训已经安排上了。
“上午奥数，下午外语，一周七八个补习班，逼到最后没了兴趣，也就没了学习。”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在“委员通道”的一番话，引起了广泛热议。
其实，政策层面对校外培训的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开始展开，自2013年以后逐渐加码。
尤其是2018年相关举措频繁出台，当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校外培训重拳出击；5月督导各地公开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派出7个督察组开展督查；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这也是第一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
上述《意见》的监管要求更为细化，具体到“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记者注意到，自2018年起，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中，对校外培训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三令五申。
不断加码的整顿力度，是否能为校外培训降温？自2018年监管趋严后，校外培训行业开始整合与出清。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671所，已完成整改104711所，完成整改率38.40%。
不过，让校外培训真正“退烧”并非易事。上述调查报告显示，在小学阶段，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的86.9%，初中阶段占81.3%，普高阶段占87.3%，可以说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
贩卖焦虑的广告
“剧场效应”，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此解释校外培训“退烧”难。
“剧场前面人站起来了，后面人就要站到凳子上，前面的人补两门，后面补三门，逐步加码，教育效率没有提高，水平还是原地踏步，学生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出现内卷情况。”
而在校外培训机构漫天的广告中，不乏“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等营销点，不断贩卖着焦虑。
去年“鸡娃”战线曾引起广泛讨论。霖霖的妈妈王女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高中太激烈了，如果分数不够就上不了高中，所以初中的娃压力很大。为了能在初中抢占优势，从小学就要开始发力。
生活中，家长们最多谈及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虽然霖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已经有不少初中生家长向王女士传授经验：“抓紧时间培，拉课快，初中数学难”。
浙江大学教授吴华告诉记者，校外培训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补偿性、补充性需求，学生没听懂或者没听够，需要在课外再来加强。第二类是竞争性需要，大家都在为下一步为升入更高一级学校获得竞争优势，想通过参加校外培训来获得这种优势。
“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校外培训有需求。”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筛选性社会，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而教育体系从985、211、双一流，到不少省份开始进行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分流改革，使得焦虑下移到基础教育甚至是学前教育。
“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
陈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家长焦虑”，这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社会问题，家长“跟风”严重；二是资本问题，校外补习机构之所以如此火爆，以及存在诸多乱象，问题根本就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校外培训过热背后隐含着资本逐利的逻辑。胡卫提到一组数据：2020年，培训业中面向K12的机构数量和学生规模占比分别达到25.8%和18%；在融资额最大的10笔交易中，涉及K12的有8起；而市场估值最高的10家“独角兽”教培企业，涉及K12的就有6家。
陈涛表示，资本市场抓住了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社会心理，推波助澜。
“教育是为树人，资本风投进入必然导致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规模急剧扩张。”胡卫说。
治理校外培训也需“内部治理”
如何寻找有效路径为孩子“减负”，不让过多的校外培训这个影子遮蔽掉童年的快乐？
胡卫认为，校外培训机构要开前门、堵后门，要引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使其进入合理的轨道。“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老百姓还有需求。如果一棍子打死，培训很可能会转到‘地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他建议，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在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的教学革新、课程研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等方面，以不直接面对学生的形式进行专业服务，在校内消化人民群众“培优补差”的“刚需”。
陈涛认为，治理整顿是非常必要的手段，有助于遏制教育市场“乱象”，但同时课外补习还需要更多的“内部治理”，就是要加强家校合作，实施家校共育，让学校发挥更大的公共性，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
（作者：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王俊 编辑：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