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数字经济助力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

近日，中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纲要》对今年的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具有全局的指导意义，也是未来五到十年全面发展的指南针。因此，对《纲要》的理解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年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成效，并且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机理解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百年机遇。

为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纲要》指出了通过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显然，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是一个战略目标，并且它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呢？笔者认为，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打造产业链安全进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是“三位一体”的逻辑体系和战略支撑体系。

在当前形势下，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给各国产业安全带来隐患。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各国只需要专注于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最终实现双赢或者多赢。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国际冲突、贸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等因素，过于依赖分工合作就可能导致本国的战略性产业陷入被他人“卡脖子”的困境。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通过出口工业初级产品获取外汇，同时通过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来提升技术水平，那么本国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就将受制于贸易伙伴国，甚至面临被对方“要挟”的危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绝不能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冒如此风险。因此，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在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按照“双循环”格局的战略思路，一方面要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留在国内，这是确保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培养完整内需体系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构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希望沿海开放地区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背后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雁行理论”，即一个国家内部通过将先进地区的产业逐步转移到落后地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各地区梯度发展。

笔者认为，地区差距扩大不能归咎于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战略和雁行理论，而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地理位置的产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战略理论专家波特所说的，产业集聚强化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长三角、珠三角能够成为中国中高端制造业的核心地带，就是因为这两个区域形成了紧密协作的产业分工体系。例如，全国一半左右的智能手机在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地生产，并且任何一个供应商都可以在两小时内找到合作伙伴。因此，在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时代，地理位置限制了地区合作。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通过邻近效应，首先惠及周边地区，并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地位，这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表现在区域发展上，就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

那么，有什么办法既能将重要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在国内，又能通过产业链分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呢？那就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第一，与传统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不同，数字经济减少了对地理位置的依赖性，这有助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现真正的对接与合作。数字经济包括两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包括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借助数字技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无缝对接”、优势互补。例如，一些IT企业和大型制造商将呼叫中心设立在中西部城市，工作人员通过在线远程服务解答客户疑问，既能满足客户需求，又能大幅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可谓双赢。

第二，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有内在的逻辑和既定的顺序，通常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数字经济给落后地区带来了机会。因为数字技术更新换代很快，而中国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国家主导的、比较均衡的大规模投资，这导致所有地区都面临同样的发展机会和起跑线。典型的成功案例是，贵州利用当地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带来的低温环境，加上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成功建成数据中心，吸引了包括苹果、华为和腾讯等龙头企业在内的大量在当地建设数据备份中心。贵州建设数据产业高地，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的数据安全，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中国有望在数字经济领域确立行业主导权。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不仅能够通过后发优势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还能确立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话语权。由于前期大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华为等优秀企业的技术突围，中国在5G通信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方面，已经成功占据了高位。未来的世界，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导权。因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大循环。

（方明月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本文为中国农业大学“世界经济新格局”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专栏文章）

（作者：方明月 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