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双循环下的理性追赶

在习惯了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应对？去年5月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指出，要实现双循环格局下的新发展，就要在国内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国际上用好中国智慧，积极争取一种和平条件下有序的、基于规则的竞争态势。

姚洋表示，可预见的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的科技创新，但技术创新应坚持市场导向。他直言，不能把所有的“卡脖子”问题当作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的标准，逐一攻破将是对我们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挑战。从各方面考虑，我们应该突破的“卡脖子”领域主要是美国已经或可能制裁的领域。

未来经济增长的三个优势和劣势

《北大金融评论》：一些机构测算，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未来15年我国平均GDP增速应保持在5%左右，这一目标是否可以实现？

姚洋：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因素影响，研究我国未来经济增速问题，要分析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增长速度。过去20多年，我国技术进步率或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约为3.3%，未来可能下降到2.5%-3%。算上折旧，我国人均资本增长速度约为6%，资本对GDP增速的贡献约为2.5个百分点。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未来15年平均5%的增长速度是可期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中，最后冲刺的这30年将是千年以来最高光的30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央着眼于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高光30年也将是双循环发展的重要30年。你觉得这30年中国经济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姚洋：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划定一个基本指标，就是按可比价格计算，204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超过美国的一半。实现这一指标，中国未来30年GDP平均增长速度需达到3.7%左右。

与过去几十年比，3.7%似乎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要达到也并不容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下降的同时资本折旧在增加，储蓄会花在“修桥补路”上。可预见的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的科技创新。

我们的优势在于：一是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巨型国家，国内大市场带来的内部循环可以不断“摊薄”创新所需要的成本投入。二是城市化空间巨大。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按照收入水平，未来15年应达到75%-80%，这一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增强我国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三是“绿色发展”潜力巨大。在“绿色发展”方针指引下，中国将崛起一批高新环保企业，推动行业的技术创新、成本节约，进而形成规模经济。

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中美之间更多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过去中国很多创新主要依靠国外引进，尤其是从美国引进，在这种中美竞争格局下，引进的空间必然缩窄，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发挥好中国智慧，去争取一种和平条件下有序的、基于规则的竞争态势，避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恶性竞争。

二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占到全国人口的30%，高于现在的日本（28%）。老龄化的挑战并非来自供给面，因为劳动力供给或将被人工智能、自动化所替代；也不在需求方，老龄化之所以对日本影响较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下降，而中国城市化水平还相对较低，城市化水平提高可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老龄化最大的挑战是在社会保险领域，一方面是随着“银发潮”的到来，我国在1962-1976年出生的人陆续退休，既有的社保体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社保体系，社保支出压力加大，社保体系将双向承压。

三是国企和金融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金融领域主要资金由国有金融机构掌握，经济领域主要资金又被国有企业掌握，这种双向资源错配大大降低创新的效率和活力。

《北大金融评论》：您十年前曾指出“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中国需转变角色，在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您觉得中国应该怎样更好地作为？

姚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从规则的追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首先就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上一轮全球化很成功，但过度追求一致性原则，要求所有的国家必须采取同样的标准，产生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主张对全球化进行调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要进一步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允许每个国家都能保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要怯于到国际舞台上去说出自己的主张，也要避免当别人提出某项诉求时立马站出来否定，应该留一些空间放到谈判桌上。最后形成的国际规则，应是传统国际规则制定者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

政府要比较聪明地起作用

《北大金融评论》：您主编的《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书指出，“不要带着教条主义甚至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政策干预”，您认为双循环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姚洋：说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一个很好的榜样的就是深圳。深圳当地政府是典型的服务型政府，不是“小政府”也不是所谓的“守夜人”式的政府。深圳的经验表明，在政府服务市场过程中，政府既不应干涉企业运作，也不应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支持产业发展时，政府支持的应是整个行业，标准一致、公平竞争，不偏向特定的优胜者。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是不应该做事情，而是要比较聪明地起作用。例如，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设立了产业引导基金，这其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我国金融资源大部分被国有金融机构所占有，引导基金的成立又将会使得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被地方政府所占有。虽然地方的金融机构会按市场规则来开展业务，但政府的目标并不是纯商业的目标，政府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甚至带来交叉补贴等问题。所以，就金融监管而言，不能因个别中小金融机构出现风险事件“因噎废食”，将其业务全部收由政府接管或管控。这些民营金融机构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应着力提高对其监管水平，提升其治理能力。

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做什么？我认为可以成立一些专项基金，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但要有事后监督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大学和科研院所从事应用领域基础研究；支持大型、有实力企业创办实验室或研究院。总而言之，经济要市场化，这是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也是我们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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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7期

（作者：北大金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