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专栏丨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全球合力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近日，美国举办全球气候峰会，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会议旨在强调采取气候合作行动的迫切性，并重点就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承诺进行协商。

此次峰会，美国提出了计划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50%-52%，并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参会的各国领导人也相应做出有力的承诺。英国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削减78％，加拿大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中国则重申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并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表示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

气候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只能采取全球化方式。国际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积极开展全球合作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危机之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结合宏观经济规划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减排政策。即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另外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众所周知，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和能源电力结构给中国脱碳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想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在变革政策机制、创新技术发展路径等各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碳中和目标导向下所引领的低碳路径将变革整体经济运行模式。政府需要广泛部署煤电有序退出，大规模接入风光等新能源，重塑电力系统，工业等部门则需要通过技术变革和实行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改造准备实现深度减排。

考虑到中国目前庞大的能源系统、经济体量和工业生产惯性，中国政府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体现了积极应对气候危机的坚定决心。从发展现实来看，由于国际产业链的位置，中国的工业等耗能部门在经济结构中占据较高比例，现有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惯性将给深度脱碳带来不小的挑战。从转型发展路径上看，日益趋紧的碳排放空间下，中国可能需要从“燃煤时代”跳过“油气时代”，而直接跨越式进入“风光时代”，从而将面临“跨越式转型”挑战。从减排技术储备上看，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新兴低碳前沿技术仍需要突破。从市场机制建设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入推进能源及电力市场化改革，完善和协调各类绿色标准法规和财税金融政策。

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承诺体现了勇于攻坚克难、履行减排义务的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向全世界释放盼望多边气候合作的积极、友善和务实的信号。笔者认为，未来各国应该秉承“求大同存小异”原则，积极开展气候对话合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首先是“求大同”。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与欧美国家历史性的合作机遇，符合各国的共同愿景和利益。此次全球气候峰会是推进各国在气候领域广泛合作的良好契机。碳减排是美国和欧盟未来的核心施政重点，也将是中国未来的核心施政重点，这就为各方提供交流、改善互信的基础，让各国看到更多的合作可能性和机会。

其次，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拥有广泛的对话空间。中美刚刚共同发布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起解决气候危机。应对气候危机将成为未来两国国家间、区域间、行业间能源科技交流对接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两国合作提供对话机遇。双边合作的机会显然很多，比如新能源行业、绿色金融等都是两国加强经济联系、开展深入合作的重点领域。通过积极鼓励相关的互惠绿色投资，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最终实现合作双赢。

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合作。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应该尽可能向清洁低碳领域倾斜，同时避免形成“绿色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理解。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碳排放在短时间内或许难以快速下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合作和支持。除此之外，未来在制定气候合作具体框架时，还应关注“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这两个概念。一方面，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倡议从现状着手减排，但也不应忽略历史的碳排放累积。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也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高耗能的位置，生产是为消费服务的，减排核算时应当统筹考虑生产侧和消费侧的碳排放。

（作者：林伯强 编辑：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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