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大城市小学招生数下降或反映部分年轻劳动力出走

纵观近期各大城市公布的2020年小学招生人数，除了首都北京外，均不同程度地出了降幅。去年入学的小学生，应多为2014年出生。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的数据，该年全国的出生人口较2013或2015年为高，因此大城市出现的这种小学生入学人数下降的情况，显然与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趋势不符，有可能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父母的决定，值得思考。

从教育管理部门的视角看来，原因主要是去年的疫情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冲击，使一部分随迁父母带着小孩离开了这些大城市。但在现实世界之中，疫情或其它原因带来的就业冲击往往是短期的，让小孩在哪里上学读书却通常是一个家庭长期的决定。即便是非户籍的随迁家庭，上学地一般会跟父母主要就业地的选择相挂钩。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疫情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有一定比例的随迁父母选择长期离开了。

但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各地的经济便开始逐渐恢复，尤其是相关报道中提到的以深圳为代表的这批重点城市。不但经济恢复，房价还“稳步上升”，似乎形势一片大好。所以上述解释似乎并不完全贴合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从父母的就业地选择的角度看，随迁家庭的理性决策更多会基于对未来的工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预期。如果他们选择带着小朋友离开，那么可能说明的问题是他们不满意这个预期的长远趋势，认为离开是更理性的决策。疫情前我国各大城市一般职工的工资收入虽然一直有增长，但增幅缓慢，尤其是慢于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疫情后，在房价继续上升的这些城市，很明显工资水平与生活成本之间更是长远呈现出一种龟兔赛跑的格局。

看着这些城市的街道招个公务员或者中小学招个老师都要博士研究生，这些身处非高回报行业，自身学历与专业资历又并不算有竞争力且身份上还是随迁的年轻父母而言，可能早点离开在经济上真的是最好的选择。这种离开，用现在流行的网络话语来形容，不过是“躺平”而己。

只不过，对于这些重点城市而己，高房价当然帮它们筛选了流入并定居的群体，但他们的经济结构又是否可以长期只留精英，不容常人呢？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

（作者：陈永杰 编辑：李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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