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强基 创新领航

今年3月1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在飞快地融入现实。

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预示着2030年中国成为主要太空大国的目标更近一步。空天科技是“规划纲要”中“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也是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需要精确瞄准的前沿领域之一。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诸多领域，中国也正在衔枚疾行，背后则是2020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2.4万亿，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的数据支持。

进入创新型国家是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

“创新”是规划纲要内的高频词，在全文内共计出现165次。此前在谈及规划纲要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航空工业副总经理杨伟亦曾表示，最令其感到振奋的，是创新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并被反复多次强调。

事实上，“十四五”期间无疑是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攀升，中国有望从过去以集成创新、跟随创新为主转变为自主创新，甚至在部分科学技术及先进制造领域引领全球，成为创新策源地。

大国创新的引擎已经启动，巨轮将如何远航？

前沿攻坚

随着规划纲要的发布，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规划也进一步明确。

在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规划纲要指出，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也意味着，这八大前沿领域成为我国未来科技攻关的重点。

不仅是发展方向，规划纲要还给出了发展节奏：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为“十四五”期间重要的发展方向，类脑智能、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科技作为重点前瞻谋划产业。

在安永大中华区TMT主管合伙人张伟雄看来，创新方向的优先级排序非常必要。“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肯定是需要分出优先级的，不可能每个领域投入的人力、资金及资源都是平等一致的。” 

规划纲要提及的攻坚方向中，部分细分领域值得关注。例如，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人工智能芯片能够为人工智能提供算法、算力支持，并为各个应用领域进行深度赋能。根据Tractica数据，预计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芯片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26亿美元，2020-2025年复合增长率为32.92%。 

目前，国内厂商也在该领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将达到785亿元，2019-2024年复合增长率为45.11%。

此外，当前半导体先进制程代工是国内“卡脖子”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因此半导体代工的国产化替代也相当重要。根据TrendForce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台积电的市场份额高达51.5%，中国大陆厂商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的市占率分别为4.8%和1.1%，相对比例较小，且整体市场份额落后较大。这也是未来我国需要持续发力的领域。

张伟雄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优先级的排序，取决于产业基础及商业化的节奏，也取决于技术的通用性程度。

“例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专业化条件较强，当前运营模式、应用场景也都存在预期，且存在一定的通用性功能，对企业而言也能看到收益，这些就可以在近期内加大投入，”张伟雄指出，“而诸如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我们的专业化条件较差，基础也不够扎实，在优先级上可以向后考虑，作为重点前瞻产业稳健部署。”

数字中国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同样是大国创新的未来方向。

“随着5G时代的来临，海量链接、低延时、高带宽等特性得以解决远程传输、大数据处理过程中的难点，数字化传播将逐渐应用于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教育等领域。”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分析称，“大数据中心、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将为数字中国重点发展的新型数字产业。”

需要注意的是，从技术层面而言，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具备自身的特点。“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在国内有些技术比国外更加受重视，如5G、区块链和物联网。”Gartner研究副总裁陈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因为中国是全球的“制造工厂”，而制造业的特点便是重资产，因而也具备了物联网的基础和需求。

事实上，随着5G带动区块链、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注入物联网，多方预测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预计，2022年我国物联网行业规模将达到262.5亿元，维持超过20%的增长率。

不过陈勇认为，从重要性而言，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更值得关注。

“我们把技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传统技术，第二类是已经成熟的数字化技术，如云计算、移动、社交媒体等，”陈勇表示，第三类则是新兴技术，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目前已经具备相当的重视度，“在这些技术内，我国在云计算领域仍有待加强。”

无论是政策层面或是技术层面，企业在十四五期间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数字化转型。陈勇认为，在转向数字化的过程中，企业从方向选择上可考虑“3+1”即“产品、运营、客户+生态系统”的转型。

陈勇指出，企业竞争过程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领先、运营卓越和客户亲密三个层次上，而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正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这三大优势进行更大发挥。与此同时，陈勇强调，未来的数字化竞争并非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而是生态体系之间的竞争，“数字化是需要生态圈一起数字化的。”

具体到企业的IT建设，陈勇认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管理、技术、数据和安全方面，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工作重点。

创新机制

大国创新离不开机制创新。规划纲要强调，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中国目前与全球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国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张伟雄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道。

这与科技创新型国家的历史积淀有关。以美国硅谷为例，经历了20世纪中叶的快速崛起，当前的硅谷已经形成工业园区、风险资本、高新科技企业、教育机构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体制。

“美国是科技创新3+1的模式，结合了政府、企业及教育机构的同时，配合相应的管理机制，进而形成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综合性创新生态。”张伟雄指出。

相较之下，过去中国的创新更多体现在运营模式、商业模式的开发，市场在这背后起到了强烈的推手作用。然而，“十四五规划”中前沿领域的技术推进，需要大量的资金与资源，甚至还需要构建人才体系。与此同时，相关投资回报的周期性也更长。

因此在张伟雄看来，除了市场推手之外，未来的创新前沿技术攻坚，还需要包括政府、资本等多方合力。

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主要发展目标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2.44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4%，但相较于7%的增速仍有距离。

谈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张伟雄认为，从全社会而言，一方面是投入强度，另一方面，投入的有效性也值得考虑。“因此整套的治理体系，包括顶层设计、优先级排序、创新投入运行机制等，都需要通盘考虑。”

Gartner高级研究总监季新苏则认为，要实现有效创新可考虑结果鼓励模式。“政府参与创新的过程中难免需要接受一些损耗，但原则上不应为企业行为买单，而是需要更多为结果买单，即企业是否具备盈利能力，其业务是否具备跨行业价值等。”

（作者：杨清清 编辑：张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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