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CCG顾问、财政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朱光耀在会上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国际合作中,全球治理体系及相关规则的调整和发展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近年来,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投资成为国内外市场关注热点,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ESG评级较佳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更被投资机构青睐。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企业对ESG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不一而足。
朱光耀指出,目前,全球有200多个机构制定了600多项与ESG相关的指导规则,但是这些规则都不是强制性的,而且都存在于具体领域,不具有可比性和普遍性,亟需出台一套国际普遍应用的披露标准。
朱光耀指出,目前,两个机构制定的相关规则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一是G20框架之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它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对主要金融企业的指导原则;二是国际证券协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它制定对全球上市企业、环境和社会治理相关指导原则,但也不具有强制性,不具有普遍性。
“从2018年开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基金会开始讨论制定一个统一的、可比较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全球ESG标准,但是进展非常有限。”朱光耀说。
究其原因,他指出,虽然IFRS在国际上得到了相对热烈的反应和支持,但却面临来自于美国的阻力——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此持否定态度,导致IOSCO也持消极态度。“直到2020年底,IFRS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这一局面在2021年出现了转机。朱光耀说,今年年初,美国证监会态度发生了转变,表示对全球ESG标准制定持积极态度。随后,美国财长耶伦不久前明确表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证监会将努力协同推进国际可持续标准的谈判。受此影响,IOSCO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朱光耀道,不久前,G20下的FSB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交了正式信函,表明支持推进全球可持续标准的制定,也希望把FSB已有的同气候变化有关的规则纳入进来。IOSCO也提出,希望让他们制定的相关标准得到运用。
对于IFRS基金会推动制定可持续回报标准的做法,中国持有怎样的立场?朱光耀表示,中国始终支持在绿色金融领域、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制定国际标准的努力,同时,也希望中国的发言权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4月底,朱光耀作为基金会受托人参与了IFRS受托人会议。“这次的会议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在今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宣布,正式成立关于全球可持续标准谈判的委员会。委员会将由14个人组成,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有三个名额,美洲地区有三个,欧洲地区有三个,非洲有一个,还有四个名额留给专业人士。”
“新的规则制定现在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起步的时间也明确了。”朱光耀强调,中国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可持续标准谈判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增加中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密切协调,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也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对于中国提出的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朱光耀表示,这两个目标之间只有短短30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60-70年的间隔,这个挑战是艰巨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降低13.5%和18%。
但在下力气减排的同时,中国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朱光耀指出,当前,中国正在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努力。2019年和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均超过1万美元。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这一目标,这五年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要达到5%。
他说,即使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十四五”期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基础上继续奋斗。我国若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需要在“十四五”之后的十年保持年均4.73%的经济增长水平。
朱光耀强调,中国在做最大努力减排的同时,需要护理好国家的安全问题,以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他认为,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也非常严峻”,一些反华政客利用一些无中生有的借口抵制中国产品出口,其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构成了严重的破坏。
(作者:郑青亭 编辑:陈庆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