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数字化转型支出同比增13.6%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商业模式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舒晓婷 北京报道
2021-05-18 17:44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企业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利润更大化。

近日,咨询公司卓佳集团和英国《金融时报》非执行董事课程联合发布首份《2021年亚太地区董事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企业董事会正努力应对不断增加的数字化应用和转型压力。《报告》发布之际,卓佳集团财务及运营总裁王辉、卓佳集团中国内地行政总裁张海亮、卓佳集团瑞丰德永行政总裁龚彦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疫情之下如何保障业务连续性

某种程度上,新冠疫情的暴发倒逼了传统企业驱动数字化转型,在封锁等防疫举措下探索相关业务的线上化。不过,王辉向21记者表示:“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地从技术层面上线几个数字工具应用,而是与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息息相关。”

首先,是以客户而不是企业自身为出发点,从战略层面思考客户所需,对客户消费习惯的变化迅速响应,持续提升客户体验感;以此为出发点,驱动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等与之匹配,形成联动效应。“真正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客户,而不是企业自身。”

张海亮则向21记者介绍道,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转型,目前比较明显的情况是:企业在数字化投入上更倾向于中前端的应用,通过APP、小程序等进行客户引流,但后端主要依赖手工作业,企业运营效率受到影响。“企业董事会需要进行更多引导,真正实现‘线下+线上’相融合,让数字化应用赋能业务发展。”

他强调,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企业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利润更大化;整体而言,企业的市场份额、财务状况、发展持续度是衡量其数字化转型成效的重要标尺。

那么,疫情之下如何保障企业业务的连续性呢?

王辉指出,受疫情影响,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压力很大。因此,企业需要进行现金流压力测试,并对债务进行重新考量。涉及到一些生产性企业,供应商将生产订单进行转移,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隐形成本”,需要提前对当地的合规、文化等情况进行了解。

王辉补充道,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对于企业尤为重要的是形成战略性的考量,对客户进行群组分析和精准销售,用最低的销售成本提高销售业绩,增大利润空间、提高客户体验度、增加回流客户;同时,进行产品线或者售后服务的自动化,也可考虑业务外包。 

“整体来说,疫情对于业务连续性的影响很大。管理层、董事会、员工等之间需要形成协调效应,同时与供应商、客户等保持业务的弹性,实现企业‘内循环+外循环’的良好运转。”

传统企业PK科创企业 

据张海亮介绍,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呈现不同侧重点。从企业规模来看,跨国企业或者大中型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具有中长期的愿景,致力于改善自身商业模式,尤为注重数据安全;同时,这类企业往往投资规模比较大、周期比较长,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相对弱一些;而对于“船小好掉头”的中小型企业来说,一般倾向于解决眼前的需求,采取上线新系统或者改变商业模式等举措,但可能存在重复投入的问题。

从国家或者区域来看,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经济特点、技术水平等,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聚焦领域也有所不同:北美国家最早布局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高端制造业;日本主要涉及互联工业(Connected Industries),韩国集中于人工智能,新加坡着力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则更多涉及高端制造等领域。

从财力支出来看,美国、西欧、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投入上位于前列。其中,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了13.6%;从行业来看,金融、大健康等的数字化支出占比较大,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酒店、主题公园、电影院、航空公司等数字化转型投入呈放缓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含量成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元素。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科技能力和投入上存在明显差异。那么,是不是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必然处于劣势呢?

张海亮表示,当前,如果一家传统企业没有任何高科技的因素,普遍难以获得持续的成功。但传统企业并非没有抢占市场的机会,可以通过流程再造、商业模式调整等驱动自身变革与发展。

王辉则指出,新型科创企业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但是对于行业及其客户需求的理解过于“短、平、快”,可能影响其商业发展;而包括银行在内的一些大型传统企业依靠雄厚的资金以及对业务的深入了解,若能在数字化进程中具备战略性通盘考虑与决心,也能与科创企业一争高下。

外力:第三方专家提供解决方案

根据《报告》公布的数据,全球80%的董事会成员和亚太地区81%的董事会成员希望推动其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不过25%的企业董事会未采取行动推进业务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董事会在疫情期间探索新的数字工具的占比分别为68%、70%、67%、76%。

《报告》显示,全球83%的企业董事和亚太地区84%的企业董事将GRC和BCP列为首要任务;全球94%的董事表示需要更多培训,不过仅58%的董事正接受持续培训。此外,亚太地区的企业董事会对聘请第三专家提供解决方案的积极性不高,有聘请意愿的占比为48%,低于中国内地的56%与美洲地区的60%。

龚彦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无论是从董事会还是企业应用层面,寻求第三方专家为董事提供培训或者提供平台解决方案,是助力企业规避数字化转型风险的有效手段。

据悉,《报告》基于对771位全球各机构董事的深入调查,内容涉及企业商业环境、董事会网络安全以及风险管理等。地域上,受访者中87%来自亚太地区,9%来自欧洲和中东地区,4%来自美洲及其他地区;企业类型上,61%的受访者在私营企业担任董事;性别上,女性占比为1/3。

(作者:舒晓婷 编辑:李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