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时代需要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财政投入学前教育,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创新教育王峰 2021-05-31 20:43

“三孩”时代,教育是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让家庭不因未来子女教育负担而影响生育意愿,需要重点解决好两个方面: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已有研究表明,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生育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教育财政投入的重点应是学前教育。当校外培训占家庭教育支出相当比例后,“减负”已是题中之义。

教育已是家庭重要开支

家庭教育开支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曾指出,一些地区的教育资源矛盾甚至在幼儿园时就已显现,小学和中学表现得更加突出。有关学区房等话题引发关注也说明大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很大,但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想要获取这些优质资源对一些家庭来说也是压力倍增。

“综合来看,鼓励生育的同时,应当切实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包括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可及等,这对人们实现生育意愿会有很大帮助。”杜鹏说。

今年3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也指出,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仅靠优化生育政策,还远远不够,必须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孙国君说,政府工作报告在年度工作安排中,也提出了具体措施。比如,“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入园率,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办园”,在修改时又增加了“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等内容。这些举措都是回应社会关切,努力降低家庭养育下一代的成本。

那么,一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到底是多少,是否已构成负累?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晓蕴2020年8月完成的一项调研发现,对某一线城市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基础教育阶段12学年家庭教育支出进行时序分析,该家庭12年的教育支出78万元,占家庭总开支的50.55%。

个案中的孩子的教育开支经历是这样的:一二年级,课外学习舞蹈和钢琴。三年级开始课外学习英语和华数,四年级增加培训机构XRS的奥数和英语培训,并参加英语剑桥系列和三一口语系列的考级。

2012年升入初中后,继续在校外学习XRS数学和物理。2015年高一下学期,家庭统一意见,决定让孩子申请国外大学的自主学习和备考。因此,在继续参加数学和物理培训的基础上,该孩子分别参加了托福、SAT、AP的课外学习和考试。高二下学期,该家庭聘请了留学申请咨询机构。高三时,该孩子继续进行AP学习以及国外大学申请。

更为宏观层面的家庭教育开支情况如何?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易的研究发现,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全国中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 15.6%。从不同的学段来看,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平均教育支出为7532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10.9%;初中阶段平均为9982元,占15.8%;高中阶段平均为17833元,占27.1%。

学前教育投入更影响出生率

教育开支过多影响家庭生育意愿,那么,增加财政教育投入是否可以提振生育水平?答案是肯定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杨华磊等人的研究发现,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会以生育补贴的方式进入家庭决策中,随着生育成本的降低和生育质量的提升,进而提升家庭和社会的生育水平。

为佐证上述结论,杨华磊等人采取中国2006-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整体层面上的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生育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其每增加1%,出生率将上升0. 047‰。

但杨华磊等人接下来的发现更为重要:增加不同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对社会生育水平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具体而言,增加幼儿园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会显著促进社会生育水平,财政教育支出每增加1%,出生率上升0.495‰;增加小学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也会产生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财政教育支出每增加1%,出生率上升0.031‰。与之相反的是,增加中学和大学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则有显著负向影响,二者的财政教育支出每增加1%,出生率将分别下降0.181‰和0.131‰。

为什么增加大学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反而对应的是出生率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加意味着社会对生育质量的重视力度增大,根据生育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一旦对孩子的质量要求越高,生育水平将会随之降低。

为什么学前教育更直接影响出生率?这是因为,学前教育与进行生育的时间相隔较近,而当前学前教育的成本相对较高,使得多数生育主体对早期生育成本的认识更为敏感后自发选择少生优培。

近年来的教育投入政策中,学前教育的确已成为重中之重。2018年-2020年,梳理全国各级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情况可见,幼儿园的增速一直领跑,2018-2019年增速超过10%,2020年也达到9.14%,远远领先第二名的增速。

不过,学前教育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绝对值还不高,2020年为12954元,仍是各学段中最少的。

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投入问题的办法,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近年来,教育部也曾多次予以回应。

2020年11月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574号(教育类433号)提案答复的函》称,关于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教育部组织专家做过研究论证。专家们认为,义务教育具有普及、免费和强制等特点,目前老百姓对学前教育的主要诉求是希望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尽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对学前教育是否应具强制性,或多长年限的学前教育应具强制性,各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进一步研究论证。

“双减”政策关系重大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易的研究还发现,平均来看,全国中小学阶段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

增加对校外培训的投入已成为全球趋势。根据2003年到2015年的PISA数据,参与三次测试的23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校外补习平均参与率从2003年的20.6%,增加到2012年的29.4%,到2015年更是增加到了63.9%。

今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表示,当前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普遍通过融资进行资本运营,但过于逐利,一些线上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把钱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刀刃上,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营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参加培训的氛围,加重家长的焦虑。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

会议强调,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作者:王峰 编辑:钟映佳)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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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