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猪食，你看到的全都是猪食，没有别的。”
6月3日，腾讯副总裁、在线视频首席执行官孙忠怀在出席第九届网络视听大会时，表示部分短视频是非常反智和低俗的娱乐消费品，甚至将降低一代人的审美品位。
此番“猪食论”终于将三个月以来，长短视频平台之间激烈的版权纠纷彻底推向高潮，“舆论战”彻底打响。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重资产模式的长视频平台正亟待解决两大矛盾。一方面，居高不下的版权费用让长视频平台长期亏损，当用户和流量逐渐转向短视频平台时，前者该怎样留住用户和广告客户？
同时，诉讼中短视频平台多以“避风港原则”来辩称其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是侵权短视频商品的制作者，并在收到投诉举报后，已及时下架了侵权短视频。长视频平台的维权困境，是否可以随着自6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著作权法，推动相关部门不断讨论实施细则，并形成规范的内容授权交易市场？
网络视听大会上，爱优腾三家的发言，是长视频平台的第四次联合发声。
“战火”点燃于4月9日，53家影视公司以及爱奇艺、腾讯、优酷等主流视频平台发布了一则关于著作权保护的联合声明，称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未经授权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行为发起集中的法律维权行动。4月23日，名单中联合了李冰冰、杨幂等500多位演员。
4月28日，官方机构介入。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开始介入关注，发声将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影版权的打击力度。
5月29日，在备受关注的《老友记重聚特辑》仅播出一天后，爱优腾在同一时间声讨B站出现的大量侵权盗版视频。
6月3日的“吐槽大会”上，除了腾讯，优酷和爱奇艺两家长视频平台也表达了对于短视频行业的不满。优酷总裁樊路远指出，现在短视频盗播剪辑现象泛滥，为行业做出许多贡献的长视频平台损失严重，他认为全社会应该“要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侵权”。同时，他还直接喊话B站：“希望B站一直把原创短视频当成自己的发展目标。”
爱奇艺CEO龚宇则在其发言中概括了短视频的两种侵权形式，一是硬盗版：指的是把长视频的内容直接拿来用，但由于各大平台有相关的反盗版系统，这种情况较为罕见；二是软盗版。他认为所谓“二次创作”的内容，就是把未经授权的内容和自己的内容结合起来的“软盗版”。
面对长视频平台主动发起的“舆论战”，不在现场的字节跳动采取了强硬的回击策略，开启了新一轮“头腾大战”。
6月4日下午，该司公众号发布报告《字节跳动遭遇腾讯屏蔽和封禁大事》，其中就详细披露了过去三年间相关短视频产品被腾讯屏蔽和封禁的情况。
报告中指出，在被相关部门认定违规前，腾讯微信实行“短视频整治”持续了272天。抖音、火山小视频（现改名抖音火山版）、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被腾讯封禁3年。
“战火”的直接动力，或许是高成本、高投入的版权成本。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王琼飞向21记者介绍，长视频平台在许多情况下都显示出转化力低下的特征，而短视频平台则截获了长视频内容的用户流量与传播热度，并完成了内化，获得了高额盈利。
龚宇以一场足球比赛，来比喻短视频剪辑对长视频平台的冲击：90分钟一场足球比赛的版权金是高额的，1:0的时候这一个球进球门了，前后加起来一两分钟够了，90分钟的价值就集中在一分多钟上。
“但是足球比赛球门一射完了，铺天盖地全网都是射门镜头的视频了，谁还买90分钟的足球比赛？”他还在论坛上透露，爱奇艺2020年平台内容签约金额达200多亿元，2021年则增长到300亿元左右。腾讯孙忠怀估算，优爱腾加上芒果TV每年的常规内容投资加总近一千亿元。
“长视频现在很艰难，我们这三家什么时候能盈利？“他甚至在会上直呼盈利无望，“如果按现在的生存环境看，‘指日可待’是痴心妄想，太难了”。
双方的版权纠纷几乎无可避免。2018年5月，因《中国有嘻哈》视频片段在B站上未经授权传播，爱奇艺向B站索赔100万元；2019年4月，因为今日头条擅自截取《延禧攻略》片段并传播，爱奇艺向字节跳动索赔3000万元；同年6月，优酷认为B站用户未经许可将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声音频上传，侵害其享有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
艾媒咨询集团创始人兼CEO张毅认为长视频平台的齐齐发声，首要原因是来自背后资本的压力，“在长期营收不力的情况下，可以想见资本对长视频平台的经营者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他提醒，长视频平台需要想方设法控制自己的成本，“比如自制剧，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在他看来，短视频平台有这么多年轻的用户群，又手握众多独家版权内容，其实商业化变现的想象力非常大。
“长视频网站的反腐力度也要提高，加强内部的精细化运营。”张毅指出，为了抢购热门IP、明星项目，许多渠道的成本不是特别透明，存在灰色空间，也导致视频网站反腐案件高发。
优酷原总裁杨东伟就倒在了反腐路上。2020年11月，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杨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在担任优酷总裁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55万余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此，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而短视频平台因其UGC内容较多，版权采买的成本相对较低。同时，短视频也并不主要依赖于内容本身产生收益，也通过广告、电商和游戏等业务，实现多元的盈利结构。
除了居高不下的版权费用，长视频平台的用户增长也已进入瓶颈期。
2019年6月，爱奇艺就已宣布会员数突破1亿，但其2021年一季度财报显示，爱奇艺一季度会员规模仍只有1.053亿。腾讯视频一季度的付费服务会员数在同比增长12%后，也仅为1.25亿。
此外，随着短视频对流量的争夺，在线广告收入规模亦难维持，爱奇艺2020年在线广告收入从2019年82.7亿元降至68.2亿元。
与此同时，长视频平台的用户和流量正不断被短视频平台夺取。QuestMobile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国内短视频用户规模同比增6%至8.72亿，月人均使用时长为同比增39.7%至42.6小时。毫无疑问，头条系和快手系仍然牢牢占据短视频行业的头部流量。
第三方数据智能服务商TalkingData数字营销高级总监李志强告诉21记者，在日常的营销工作中，如果用ROI（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不同内容形态的视频网站时，有些广告主确实更倾向于将广告投放到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具有沉浸式的体验效果，去中心化的思路更明显。”他举例说明，如果广告计划推广一款美妆产品，投放到长视频平台一般是邀请明星代言人，然后用户有可能跳转到电商平台的页面。但是在这个用户决策的过程中，电商平台可能出现新的活动信息，“用户心智可能就会出现偏移。”而在短视频平台中投放，玩法相对会更多，且数据会形成闭环。广告主可以作为自媒体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短视频内容作为前期种草，再利用投放平台覆盖更多用户群体，一旦产生长期观看行为，就会对产品产生兴趣，直接就可跳转到直播间购买。
但李志强也强调，从他多年营销工作的经验来看，目前的广告市场并非铁板一块，“短视频广告转化效果从数据上看确实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投单一广告形式也是不行的，长视频平台的广告因为60秒的长度，可能对品牌认知会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杭州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乔万里认为，在讨论长短视频平台的矛盾时，法律问题无可回避。市场也有声音指出，平台已经滥用了“避风港原则”来推脱责任。
我国在2006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首提“避风港原则”，参考国际通行做法，构建“通知-删除-转送-反通知-恢复”的网络著作权侵权处理流程。“避风港原则”将平台区别于平台用户，平台只要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驶入避风港，不用为用户的上传行为承担责任。
于6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作出了调整，将现行法律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从而将短视频纳入法律管辖范围。
此外，新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情形，“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构成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但乔万里指出，对于短视频的“合理使用”，涉及到对原作内容的使用程度，以及对原作品的可替代性等多维度考量，目前并无细化标准。张毅也认为，长视频平台的频繁发声，也是试图通过引发社会的讨论，让法律制定者注意到相关的知产议题，对过于宽松的“避风港原则”进行施压。
此外，各方合作尽快形成规范的内容授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新议题。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建议，长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制作者可以参考卡拉OK行业的解决办法，“如果版权、平台、创作者三方能够转换思路，解决每个环节的利益分配问题，可能整体的收益会更高。”
除了指责对手，长视频显然也已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今年一季度财报发布后，对于业绩变化，龚宇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相对短视频冲击，最大挑战来自内容匮乏。
爱奇艺首次发布股东信，分析了行业态势和爱奇艺在其中的竞争壁垒及规划对策，并特别介绍了爆款剧集《赘婿》，称其已在收视率和货币化效率方面成为标杆。
针对如何解决“优质内容匮乏”问题，爱奇艺公布了未来的计划和规划：“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提升内容质量达到足够高的爆款概率，而建立足够且具有战斗力的内部工作室是我们内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前提。”
“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赶快结束‘舆论战’，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乔万里说。
(作者：诸未静,蔡姝越 编辑：曹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