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卫生主管卢意鹏：互相信任与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 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意大利到安哥拉，从伊拉克到中国，卢意鹏（Luca Falqui）的足迹遍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的组织中从事医疗卫生计划的实施、设计和应急管理及其发展。如今，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医疗卫生项目主管，他在中国工作生活。

“中国非常幸运，能够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期。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例如成功地使1亿人口脱离贫困。”卢意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不过，其他国家仍面临贫困问题，而且十分严重。”

卢意鹏向记者强调，在日常冲突不断的国家，新冠病毒可能并不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除了新冠，战乱国家存在很多因为受到政治和军事形势影响而难以解决的问题。”

据卢意鹏透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如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等。

此外，卢意鹏向记者表示，解决大流行需要国际社会各界的合作，而互相信任、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他认为，如果未来重塑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疫苗公平性、可及性十分重要

《21世纪》：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请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了哪些工作?

卢意鹏：像我先前说的那样，我们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我们提出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建设病毒防控的系统，以及动员各方共同应对。因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与各国政府讨论和谈判，有时也需要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互动。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了相关人际网络。

《21世纪》：目前疫苗不平等是个严重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意鹏：就疫苗而言，只有所有人都安全了，个人的安全才能被保证。提供公平获得疫苗的途径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平等权利的问题。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没能接种疫苗，就算只有很少的国家没能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病毒还是会继续传播，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种类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不幸的是，目前来看，变异病毒不仅会导致更多的病例出现，还有更强的致命性。

我认为这不仅是公平和权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如何确保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卢意鹏：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关的运行平台，比如COVAX。关于将成千上百万剂疫苗送到有需要的国家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疫苗供应，还关乎背后的资金支持。因此，不同国家存在多种差距，有医疗药物的差距，也有资金的差距。

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将产能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使其能够自主生产疫苗。

然而，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才开始讨论，而是应该在先前和平稳定的时期就开始准备。

我认为我们在开始的时间上有点晚了。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应该开始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对于许多其他部门来说，问题不只是如何开发新冠疫苗，而是如何将其推广到世界上目前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互相信任、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

《21世纪》：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各国应该如何共同努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卢意鹏：不仅国家之间需要更好地沟通，建立更值得信赖的关系，社区也是如此。

当针对新出现疾病的疫苗出现时，自然而然地，社区的人群会对新疫苗犹豫不决。

因此，信任是让社区人群配合的关键，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埃博拉病毒暴发规模小，但是死亡率相对而言非常高，传播方式也比新冠病毒复杂。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过去20年里饱受社会矛盾冲突的影响。这令该国的埃博拉疫情雪上加霜。

当时，那些努力为社区服务，帮助接种疫苗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遭到了大量的攻击和反对，其中有当地文化和信仰的原因，有不同派系间不和的原因。

因此，埃博拉病毒暴发的严重程度与病毒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效果，包括对医疗工作者的攻击，还有周遭环境充斥着的暴力因素，这些使得疾病的控制变得异常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新冠病毒，正是因为有了来自不同渠道的支持和帮助，比如世卫组织、各国的医疗卫生部、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才达成了各国民众与国内资源以及国际机构的通力合作。

所以，拥有足够的信任和共同的立场对解决新冠病毒来说至关重要。

《21世纪》：请问应该如何改善当前的状况?

卢意鹏：在疾病的防治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例如，中国非常及时地分享和更新新冠病毒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在病毒的序列方面。

这为其他国家和实验室的专家提供了数据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想出治理的方法。

共享数据、确保数据的透明性，是第一要义方针。目前，全球各地都实现了相关信息的共享，这是医疗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因此，我认为，信息共享和透明化是交流沟通和合作的关键。

《21世纪》：您提到中国的数据透明化为疫情的治理提供了很多帮助。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卢意鹏：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其他国家提供疾病治理方面的帮助。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963年。

这次向各国提供疫情治理方面的帮助，也体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持续性。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包括很多的非洲国家，中国都提供了帮助，开展了合作。中国派出了很多新冠病毒方面的专家，带来了先前在与病毒搏斗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中国已有两种疫苗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可，这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长远来看，重视防控会比研究治疗方案更多地帮助到那些疫情严重的贫困国家。

重塑全球公卫体系需中国支持

《21世纪》：那么各国在国际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合作，这种模式是否有可能实现？

卢意鹏：在过去的10年，尤其是在当我们谈论到全球医疗卫生这个话题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相关的场所和规模有所增加，参与讨论和谈判的人数也增加。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参与进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发挥作用。

全球医疗卫生不是“白人专属事务”，而是关乎集体利益的事件。它也不是掌握在某一个部门手中，而是需要多个部门参与合作。

新冠病毒暴发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和政治的作用。但是，在专家提供适当的建议之后，政治家能否为集体利益考虑，做出有效的决策，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又重新回到了信任的问题上，我认为信任十分重要。

我不认为有一个组织可以担负起协调所有不同机构和人员的责任。面对政府官员、科学专家、民众百姓、制药部门和私营企业，谁有能力来承担复杂的协调工作呢？想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因为每个参与者的意见对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和做出最佳决定来说都十分重要。

《21世纪》：此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卫生系统中存在诸多问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卢意鹏：当今，全球卫生问题必须由不同力量、机构部门和专家共同协商解决。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上，面对不同的观点，会很难进行有效的协商，并找出适合的方法。还有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平台的不足，以及目前在“防控还是治疗”决策上的争论。

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做好防控比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更加重要。但是，欧洲和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疾病的治疗领域。这种做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造成医院的拥挤，以及医疗设备供应的不足。当地的医院总是挤满了新冠病人，然而这些病例是完全可以在恶化之前就得到预防的。

所以，这涉及到治疗和防控工作之间的平衡。

当下的情况十分复杂，除了新冠病毒本身，还有其他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病毒治理工作。因此，如果想重建一个灵活性和抗冲击能力都更强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得考虑到多重因素。而基本的卫生保健即使是在先进的系统中，也应该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21世纪》：您认为在重建全球卫生新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卢意鹏：就治理举措和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而言，中国目前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还想强调一下中国对软件设施建设的影响。中国具备一个范围非常广的外交网络，中国声音在不同程度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支持全球卫生系统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软件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政策方针的制定和信任的建设，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参与到协调体系中来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可以在与各个国家分享交流的环节中表明中国态度，从而推进整体的工作进程。

（作者：施诗 编辑：陈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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