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居民阶梯电价究竟应该怎么改？

近日，国家发改委在答复网民关于“建议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力资源”的留言时提到，“长期以来我国试行较低的居民用电价格，居民电价较大幅度低于供电成本，是因为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电价偏低，工商业电价偏高”，并透露“按照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下一步要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电价交叉补贴，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该答复与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25日出台的《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提到的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的目标是一致的。 

2011年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制定居民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2012年7月开始，各省依电价方案正式推行居民阶梯电价，引导居民合理用电。自此，我国居民电价收取进入了“阶梯电价”。

 “阶梯电价”制度并不是我国首创。美国阶梯电价制度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各州目前在阶梯电价的基础上实行季节性差异定价，夏季定价高冬季定价低，以引导居民减少夏季高峰期用电；日本阶梯电价制度以推进节能为出发点，结合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季节电价和两部制定价四种定价方式，只在白天实行阶梯电价，夜晚统一执行夜间电价；韩国阶梯电价制度设定六个档位，区分低压用户与高压用户，以每档100千瓦时递增，分别收取递增的电量电价和容量电价。相比之下，我国大多数省份只实行阶梯电价制度，如何在多元目标下丰富、改进我国阶梯电价制度将是下一步改革重点。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电力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号)文》，开启了我国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其主要目标在于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作用，使电力价格可以反映真实的供电成本，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可以说，我国现在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发现电力商品价值”的改革，而我国居民电价设定不合理在能源行业及学界已经是长期的共识。“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反应真实用电成本的电力价值发现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而居民电价改革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那何为合理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呢？基于经济学“反弹性定价原则”， 应该对电力需求弹性高的经济主体征收低的电价，反之亦然，即通过“拉姆齐电价”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电力需求弹性高意味着，当电价上涨时，经济主体有更高的意愿停止用电，即其“用电”的收益低于“停电”对其带来的损失，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说，应该对其收取更低的电价。工商业用户的需求价格弹性普遍高于居民用户，但我国工商业电价高于居民电价，居民电价与工商业电价明显倒挂，电力产品的价格严重偏离其价值，并产生了多方面的效率损失。 

第一，居民电价过低使得居民节约意识不足，在现行的阶梯电价制度下，大部分居民用电量都处于“第一档位”，仍处于扭曲的资源配置水平。根据IEA统计数据显示，在10个重点国家中，我国2018年居民用电价格排名第九，比墨西哥高0.02美元/度，比德国低0.26美元/度。过低的居民用电价格使得我国居民用电量快速上升，从2011年的5620亿千瓦时上升到2019年的1025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从11.96%上升到14.19%。

第二，在我国居民用电价格低下的背后，是工商业用电价格居高不下，在电网收支约束下形成了工商业补居民的交叉补贴问题。一般来说，工商业用电的电压水平较高、负荷率高，所以向工商业用户供电的成本较低，理应收取更低的电价。然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交叉补贴扭曲了电价，使电价不能反映真实供电成本，从而使电力市场价格失去指导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信号作用，这也不利于电力市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而企业最终将以“加价”的形式把其所负担的交叉补贴部分或全部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得益于政府高效的管控措施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配合。我国作为2020年全球唯一一个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正因如此，我国在外贸领域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世界责任。但由于我国目前不完善的电价机制，导致许多省份，特别是外贸型省份，出现了大量的电力缺口，而不得不采取限电等非经济手段调节电力供需，造成了经济福利的损失，并最终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当然，以上讨论全部基于如何设定更有效的电力价格机制的视角。在社会规则的制定中，我们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过高的电价无疑会加重其生活的负担。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定向补贴的方式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但采取定向定量补贴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补贴后的市场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郑㼆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孙傲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作者：郑㼆,孙傲 ）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