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东京 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创新发展

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十四五”时期，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东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要实现“强起来”，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1世纪》：“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

王东京：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理解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逻辑，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发展阶段转变的一般规律。

自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初级阶段又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对生活质量追求阶段。上述六个阶段中，“起飞”与“对生活质量追求”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对生活质量追求”，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回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上看，如果我们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概括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很显然，我国经济目前已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1世纪》：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中华民族也因此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东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7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已成功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从“一五”到“十三五”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五”到“五五”，此阶段可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同时又处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之中，面对当时那种严峻的现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快恢复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此，我们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期间我国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高产量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成果，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大庆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

从“六五”到“九五”为第二个阶段，是我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解决“富起来”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走向繁荣。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十五”到“十三五”，这20年是我国的“向成熟推进”和“高额消费”阶段。从“十五”时期起，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私人汽车逐步进入家庭，住房消费持续升温。截至2020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了63%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加快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1世纪》：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哪些？如何更好地统筹推进？

王东京：我国进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此，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到“十四五”时期，就是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这种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就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再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现阶段应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才能可持续地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能否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升级，这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掌握“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因此，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如果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则应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动力变革推动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我们应该如何从建党百年来的历史成就中获得启迪，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王东京：我们面临的发展挑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和人民群众需求变化，以前“盼温饱”，现在“盼环保”，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二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使得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较多风险。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国际贸易要自由。若国际贸易不自由，即便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也不会形成分工。这就提醒我们，在当前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理解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意义？

王东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坚持以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若消费需求不足，扩投资只会形成产能过剩或产品库存；以消费牵引投资，能使供给更好地满足需求，避免结构失衡。与此同时，扩大投资应坚持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比如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增加制造业投资，无疑可扩大钢铁业的投资需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我们应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积极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第二个原则，扩大出口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第三个原则，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变为绝对优势产品出口。

我国某些产品对欧美国家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但对有些发展中国家却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出口国的选择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欧美市场，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口对象，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动加强经贸合作，变比较优势为绝对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有利于充分利用他国的优势，降低国内消费成本，提升国民福利；同时，也能替代和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洪晓文 编辑：陆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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