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健谈｜RDPAC执行总裁康韦：中国医药持续创新需更深层次改革与国际交流

 “我国医药行业在5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初步形成，医药创新产业蓬勃发展并与全球创新产业链不断融合。但从长远看，仅5年肯定是不够的，它只是个开始，中国医药创新，特别是源头创新也是刚刚才起步，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国家，中国医药创新需要时间积累及突破性和原始性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 近日，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裁康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

自2015年开始的药品监管制度与药品审评审批机制改革以来，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顶层设计到一系列具体政策出台与实施，政策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加上政府资金与政策支持也带动了社会资本的投入，使得中国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已初步形成，医药创新产业蓬勃发展并与全球创新产业链不断融合。

中国正处于从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迈进的重要历史节点，需要通过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及国际合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从过去第三梯队的“跟跑”，到现今第二梯队“并跑”，向未来第一梯队的“领跑”进发，以医药创新强国的姿态，推进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建立。

但不容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突破性和原始性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在康韦看来，我国大力发展创新药方向非常明确，并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政策落地在支持相关产业、行业发展，但与国际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国际交流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顶层设计明确 多举措促进医药创新 

RDPAC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下称“药促会”）联合报告《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系列报告第二篇：推动基础研究，激活创新源头》指出，大力发展医药创新是创新发展驱动的国家战略，是医药产业从仿制药到创新药、从医药大国到医药强国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宏伟目标、患者获益的保障手段。

联合报告也指出，但时至2015年，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却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创新产业链各环节能力薄弱，创新药上市数量少且上市后可及性低，市场回报有限，不足以激励资本投入；中国对全球研发管线产品数量的贡献约为4.1%，处于医药创新的“第三梯队”。

从全球格局来看，随着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医药产业发展和创新已成为战略制高点。2011-2015年间，医药创新第一梯队的美国、第二梯队的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纷纷出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来指导医药创新产业的加速发展，确保监管和政策环境与科技同步发展。

为促进创新药发展，我国也推出了多个相关支持政策及鼓励措施。如2008年国家即启动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投入数百亿人民币支持新药创新，该项目也展示了政府推动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变的决心；2012年生物医药被列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尤其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和2017年《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顶层设计，为理念转变和机制创新指明了方向。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及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等政策制定和落实,是两大文件精神的有效实践，切实改善了生态系统各要素的政策环境。2015-2020年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初步形成，医药创新产业蓬勃发展并与全球创新产业链不断融合。”康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我国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在加速创新药的审评审批，以及医保目录动态更新及国家医保谈判，也加快了创新药上市及进入医保的速度。“2017年以前，医保大概每4年做一次审评，最长一次时隔8年，以2017年来看，从药品获批到药品进医保，其间隔时间的中位数为13年。而在2020年，这个时间缩短到了两年。”康韦认为，对创新药准入谈判的医保改革对中国创新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中国药监部门在2017年成为国际ICH的会员，2018年成为了ICH的管委会成员，2021年继续连任ICH管委会成员。在康韦看来，此举坚定了我国药监改革走向国际化接轨的道路，同时也确定了战略方向。 

与此同时，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资本也积极加入医药创新中。康韦援引数据称，目前中国的创新投入总体规模已经位居在全球第二；而在研发投入方面，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3.1%，而中国已经占到GDP的2.2%，如在2019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大约5000亿美元，美国超6500亿美元。

除了上述政策、资本等助力外，在康韦看来，人才方面的发展也是促进我国创新药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大力促进创新药发展的政策、资本等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海外科学家归国，助力创新药发展。

截至目前，从医药创新数量及对全球的贡献衡量来看，中国已经从“第三梯队”进入到“第二梯队”。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2月，中国创新在研产品数量与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量对全球的贡献率分别为13.9%和6%，而在2015年的贡献比率仅4.1%和2.5%。从创新管线数量上看，2020年中国已经稳居第二梯队之首，而且与第一梯队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美国2020年占比49.3%）。不过，从上市新药数量上看，与排在首位的美国（占比67.6%）和第二名的日本（13.3%）还有明显差距。

新药创新提速 基础研究仍待加强

从上述看，在2015年至2020年5年期间，整个中国医药生态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康韦认为，从长远的来看，仅仅一个5年还不够，这也只是个开始。

 “新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如一个靶点的新药研发成功往往需要10余年，中国医药创新完成了很好的开头阶段。我们目前创新属于在行业内并跑与跟跑阶段。”康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实际上，作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突破性和原始性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投入很多，但投入大都在应用研究实验开发阶段，真正投入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比例相对于欧美日较少，康韦认为，这种模式虽然风险较小，但会有很多重复性工作，还需要探索一些新的靶点，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还需要更多地往前端发展。

RDPAC与药促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基础研究报告指出，通过各项关键输入和研究产出的国际对标和量化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当前仍然存在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顶尖科研机构数量有限、领军人才规模差距显著、优质论文占比有待提升、医药专利授权转化不足等弱势领域。 

如2015-2020年中国生物医学领域论文发表数量以14.3%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快速攀升，稳居世界第二，2020年发表量达近29万篇。但是以《自然》、《科 学》、《细胞》三大顶级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占总体论文发表数量的比例衡量，中国 0.17%的比例明显低于欧美生物医学领先国家普遍高于0.6%的水平。

相比于顶级学术期刊，中国在优质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比例和欧美生物医学领先国家相比同样存在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三年平均影响因子最高的5%期刊为一区期刊, 其中影响因子大于10的综合类和生物类优质期刊共计51本。2020年中国发表于此类优质期刊的生物医学领域论文占比 1.5%，相较于欧美领先国家普遍高于3.0%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我国专利转化比例不足，尽管中国专利产出数量较大，但转化实践未成气候，真正实现产品化和商业化的科技成果比例较低。《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在735所受访高校和381所受访科研单位中，有效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分别为14.7%和28.9%，低于美国高水平高校约37%的专利转化率。

对此，康韦认为，有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全球各个生物医学领先国家均积极鼓励创新主体之间，尤其是学术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充分联动，打通创新源头和商业化主体，促进产业化链条逐步形成、完善，以及创新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

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日内瓦大学和两个家族基金会于2013年在日内瓦共同发起创立了新型协作创新平台Campus Biotech，其宗旨是保持瑞士在全球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研究上的领先地位。在约4万平方米的空间中，打造由学术中心、临床中心、初创企业、核心设施、催化基金共同构成的微生态，围绕神经科学、数字和全球健康这两大主题，推动15个研究团队和数十家初创公司并肩合作，加速从理论研究向产品应用的转化。

 “跨国企业在这种转换上面有非常系统的规划，他们会按照国际标准在研究早期时就进行评估。如诺华在早期研发中与大学研究机构进行不断地走访、交流与评估，一旦发现早期的靶点符合公司的策略方向，他们就会去给予孵化与指导。”康韦举例称。

据了解，诺华的这种模式目前在中国还在基础建制中。不过，在康韦看来，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科学家一旦有好的靶点，跨国企业就可以在早期进行帮助，然后在开发路线、实验设计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更好地结合。”

与此同时，康韦认为，目前需要全产业链发展，因为从前期研究到转换再到临床试验的开发，这有很长的路程，且需要不同的能力特征。“往往一些做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一个能够转换的专家，也不是一个开发的专家，所以需要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比如说要有药学的、医学的、还有统计学之类的知识。” 

创新需要更深层次改革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在康韦看来，创新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创新生态圈才能够可持续发展。5年前的中国医药创新以跨国企业为主，现在这几年本土企业的创新也在蓬勃的发展，主要以License in(授权引进模式)为主，如再鼎医药、云顶新耀等。

其中，2017年7月14日成立的云顶新耀，依靠license in，获得了国外8款创新药的“代理权”。依靠这8款创新药，2020年10月9日云顶新耀成功登陆港股，上市估值达20亿美金，募资约35亿元。 

与此同时，本土企业的创新也与跨国企业有很多的战略合作。“跨国药企不仅将创新药品引进中国，同时还把这种本土创新中好的成果，通过合作汇集到全球市场。”

如礼来基金投资了信达生物，礼来也成为了信达生物的全球合作伙伴，助力其PD-1在中国覆盖更广泛的患者，在今年3月份礼来总部助力信达生物向美国FDA递交了PD-1注册材料。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还有很多License out(对外授权)的模式，而且很多金额也巨大。如1月12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性药企诺华就其自主研发的抗PD-1抗体药物替雷利珠单抗在多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达成合作与授权协议，首付款高达6.5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首付金额最高的中国新药授权合作项目，总交易金额超过22亿美元，创下目前中国国内单品种药物授权合作金额最高记录。

在康韦看来，我国创新药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化合作大背景。如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引进GMP（一套强制性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指导食物、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跨国企业进一步将其实现真正的生产管理标准化形成并培育了很多人才，此后本土的生产等才随之发展起来。

其中一些协会组织也在助力中国创新药发展，如代表跨国药企的组织RDPAC。“如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我国在将其引入药品管理法后，RDPAC发现在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就积极分享国际经验，为政策指南的制定、标准的确立提供一些参考，实现高水平的开放融合。”

康韦认为，在国际生态圈背景下，对中国医药创新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虽然在PD-1等领域，早期也存在赛道拥挤现象，但目前资本已经趋向理智，更多的是价值投资。

此外，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以来，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如居民参保率稳固在95%以上，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创新药支付报销机制不断得到改善，医保药品目录更新频次不断提升，2020年国家医保局将参与谈判的新药准入时间放宽至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公布之日，实现了创新药当年批当年谈的巨大进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基本整合，药品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均显著改善。

同时，康韦也认为，在基本医保覆盖的内容中，创新药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目前医保基金在创新药上的使用相对较低，若未来可以适度提升创新药的使用，可有效提升参保者获益，提升医保基金的支付质量。

 “在‘基金有限’情况下，加强医疗卫生资金使用效率，以使用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加强疾病早期诊断及预防来实现更高的资金投入回报，减轻癌症、慢性病、传染病为主的巨大的疾病负担。同时，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充分性不足，人民群众对商业健康保险有较高的需求。”康韦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也明确了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以立法方式明确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层次构建。

在康韦看来，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一些海外经验可借鉴。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不断探索和试验商业健康保险在国家卫生政策中的作用，不断加深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保险与其余商业医疗保险的高效衔接，在构建全面医疗保障体系机制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我们RDPAC正协同国际制药行业协会，积极分享国际和行业经验，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创新药更快更多地惠及中国患者。” 

（实习生林昀肖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朱萍 编辑：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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