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钢琴师》——普遍文化困境中的共鸣

一.导言

   《海上钢琴师》是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的意大利影片，通过世纪回眸的姿态讲述了美国开始工业化后，一个钢琴天才在一艘船上度过的一生。故事聚焦于一个子虚乌有的音乐家，电影主角1900的一生未对社会产生任何现实意义，但却引发了观众广泛的共鸣和思考。

    该电影在多个国家广受欢迎，包含了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遍问题，因此本文不会过多强调文化差异。而是将从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共同的文化困境出发，主要借助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探讨《海上钢琴师》中的主客观文化错位，都市精神危机，货币对人的隔阂，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冲突等问题，分析《海上钢琴师》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为何能引起各国观众的广泛共鸣。

二.女孩与唱片——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二元对立

    人天然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但一旦被纳入了社会的评价框架，文化工作就会扼杀大多数可能性，而将其导向特定的文化本质。如果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社会培育这个因素，人自身天性发展方向就会更多元。1900的音乐之所以特殊，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船”作为一个既与城市相连产生人口流动、又保持疏离感的“海上孤岛”，能够给1900的音乐提供特殊的沃土。齐美尔对人处于未开垦的“自然”状态和经过文化教育后的状态进行了区分，我们应用这种分类模式，影片中来到船上的城市人大多已经被工业文化过度驯化，而1900作为一个看着船上人来来往往的旁观者，符合文化培育的先决条件“培植前对象处于未开垦的‘自然’状态中”。他并不是完全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但由于他所接触的文化环境并不是时间线性无断裂发展的，文化对他向工业社会结构性本质完善的“培植”就无法完成，而更多的像一种刺激性因子，用片段式的画面激起这个钢琴天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他的音乐中表现他对社会和人的多重理解，与此同时保留最接近天然的纯净感，触动听者内心的柔软之处。

    艺术自身的价值含有文化价值，但远不止于文化价值，因为过度强调文化价值会造成对艺术作品诠释的扭曲。电影中1900演奏的乐曲，寄托着他对一位女孩的特殊情愫，乐曲的音调随着他看见女孩出现、离开整个过程细微的情感变化。这样的情感是与1900本人牢不可分的。在这个过程中，音乐的象征是1900与女孩二人情感的纽带。当一件文化产品处于某领域最高成就，它的文化意义反而会被掩盖。“文化作品与创作者的主观灵魂相隔越远，距离本系统的客观级别越近，其文化意义就越特殊，越适宜做熏陶个体灵魂的普通手段。”假如1900接受了唱片公司的交易，让自己的音乐离开自己，那么此时就不仅仅是“与音乐分离”，更是与自身观念分离，接受自己特殊的情感被纳入岸上城市中的文化框架中被诠释。

    这个问题也是当代艺术家共同面临的困境，不仅是文化价值-创作者主观灵魂之间的矛盾，还涉及资本的问题。传播力-观念的原真这两者同样也是二元对立的，如果想让某种观念或情感广泛传播，那么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具体而有价值的观念都不可能有普遍性。当连接它的是资本时，则会使天平向牺牲观念的原真来获得广泛传播力倾斜。艺术家的作品想表达什么呢？他们创作时的内心情感是什么样的呢？资本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只会通过尽可能模糊艺术创作的原真观念来使它拥有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人与物的距离被货币中介隔离，人对金钱的崇拜让交换双方被货币“奴役”。不同于齐美尔的观点，我不认为冰冷的货币必然直接杀死艺术家的创造力，但货币能够通过切断艺术观念在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纽带来消解观念的原真性。尽管艺术品是一件绝佳的艺术品，但因为它被当成了一般艺术风格规范的例子来接受，它反而没有实现自身价值。更可悲的是，在资本的奴役下，就连文化价值也成为了资本实现增值的工具，而非一种目的。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深受齐美尔影响的瓦尔特·本雅明说“复制艺术品越来越着眼于对可复制艺术品的复制”。“可复制艺术品”象征着对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一种限制，技术和资本通过商业合约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力，使其屈服于资本的逻辑之下。“为艺术而艺术”不再具有可能性。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可复制性使他们更多的关注是否占有艺术品而非欣赏艺术品本身，当传播的链条在受众那里断裂时，通过杀死艺术品的“光韵”，即“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间接杀死了艺术品本身。1900对商业合约的撕毁，看似限制了自己音乐的传世，其实反而是对艺术的拯救。

三.后现代都市的精神困境——观众的共情投射分析

    当弗吉尼亚号在岸边停靠，1900站在甲板的木板上久久凝望着陆地，最后选择抛下帽子，抛下陆地人间浮华背后的苍凉和虚无回到船上。甲板是连接“船”与“城市”的桥梁，这桥梁两端是陆地-海洋，自我-社会，船-城市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这一场景可从虚无与本真的存在主义危机角度进行解读。但笔者更想分析受众为何对此场景产生广泛共鸣，《海上钢琴师》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与当代观众的文化社会环境有什么关联。

    将其放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解读，有助于理解个体心灵困境。后现代解构了集体理想，让位原子化的个体叙事。个人主义的兴起原本是一种精神启蒙，但与之矛盾的是，现代有机团结的分工产生后，人与人生产上的联系又空前的紧密。我们期望获得精神独立，个体解放，与此同时，假如拒绝做社会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连基本生活可能都无法维持。物质生活空前的社会化与精神生活渴望的独立解放相违背，我们抗拒同质化，但因为处于这个社会中，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同质化。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和怀疑反而给个体带来痛苦。

    1900身后的船象征着精神和物质独立统一的可能性，而面前的城市象征着文化工业生产过程的分化。留在船上，他仍然可以为音乐而音乐，去往城市，作为艺术品生产线上的一个节点，全局性减少，价值理性将逐渐让位工具理性。1900象征着纯粹人性和资本社会不相容的矛盾，但在那个下船的节点看来1900仍然拥有选择的可能性，而电影的受众已经被后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所束缚，在观影投射自我感受另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便产生思考和共鸣。

    导演给了工业城市纵横的街道一个镜头。1900恐惧的是未知和无限，观众恐惧的还有另一层，无限中的密集。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更加详尽的分析了当代都市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大城市过度频繁的交流使人们必须通过理智来对付情感和个性，通过冷漠消极的社会行动来抵抗外界的异质性，最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疏远。然而，对亲密关系和情感的需求又是深嵌在每个人心中的。观众对该场景的投射还反应出对城市生活的寂寞、空虚、迷茫。放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还包含从熟人社会强关系模式过度到城市中弱关系过程中衔接的断层和错位。

    观众只好通过投射来想象自己是1900，可是城市中没有一艘弗吉尼亚号，每个人都无法成为1900.

（作者：彭罗斯猜想o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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