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健谈｜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加大医药基础研究，紧盯医药创新源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第二方阵的前列，在这个大背景下，创新已然成为中国医药产业的主流，或者说未来的发展方向。”近日，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近10年来，特别是2015年药品监管审批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的医药创新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近日联合发布的《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系列报告第二篇：推动基础研究，激活创新源头》（下称《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在国家相关政策方针指引下，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走上快车道，在经费投入、创新主体、人才策略、制度环境等方面均获得显著提升。

“10年前，医药创新在中国还相对少见，RDPAC那个时候一直在做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报告。”宋瑞霖解释道，“中国现在的医药创新走向了国际化，中国药促会和RDPAC共同来做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系列报告，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医药创新产业不断壮大。”

但从目前的医药创新结构看，很多属于me too（派生药）产品，一些研发布局也扎堆在热门靶点，造成当下的赛道拥挤现象。在宋瑞霖看来，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基础研究的短板，成果转化仍待加强。

医药创新规模已现 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

“‘十四五’规划中，国家确定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建立战略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宋瑞霖表示，“对于医药创新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国际化社会，中国的医药创新少不了与国际的合作，国际化是未来创新的一个基础。而基础创新，对于中国而言，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已明确将强化战略性科技能力列为2021年工作重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乃至中长期的核心战略。

从“量”上观察，我国的医药创新已迈入“全球第二方阵的前列”。

以研发管线产品数量衡量（根据2020年2月研发状态处于临床前、临床I至III期及上市注册前的分子数，按研发公司总部所在国分类），中国对全球贡献占比已达到13.9%，而这一贡献比例在2015年只有4.1%，2018年为7.8%。2020年中国已经稳居第二梯队之首，而且与第一梯队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美国2020年占比49.3%）。

以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量衡量（2015-2019，只计入新分子实体），中国在12个主要对标国家中位列全球前三，占比6.0%，而这一贡献比例和历史水平比也有所提高（2007-2015年只有2.5%）。

此外，在科研机构整体实力方面，据Nature Index的排名，中国位于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领先研究机构的数量也从2015年的4所，提升到了2019年的9所，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指标》统计，2019年中国生物技术专利授权数、药品专利授权数、医疗技术专利申请数均名列全球前三位。我国在世界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量与被引量相较2015年也有大幅提升。 

基础研究存在短板 成果转化仍待加强

但是，相较于较高的论文发表量，宋瑞霖指出了两个问题——论文质量与成果转化。“一是论文的质量，是发明性质的论文，还是总结别人技术的论文，这两个质量就不一样，而我们后者居多。第二就是发表的论文能否快速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好项目，能够落地，而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短板。”

一项研究的论文发表，如果没有和成果转化紧密接轨的话，其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就容易陷入“为了论文而论文”的境地，这是不值得提倡的。科学技术不能与应用脱轨，最终需要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那么生产力靠什么？

 “就是靠应用，所以基础研究一定要进入到应用领域，才能够彰显其真正的价值。”宋瑞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报告》指出，关于基础研究的创新性知识，我国仍然依赖从领先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输出。现代生命科学基础领域，特别是前沿基础理论与技术创新大部分源自美国，我国多为改进式创新，一般是在已有产品或技术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创新，原创性理论、技术和产品较少。在我国较为领先的基础领域如干细胞、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领域也不例外，均缺乏原创颠覆性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创新。从生物科技领域发表文献的国际合作来看，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合作国家，且大多合著成果均为美国为主导。

 “基础研究现在是我们的短板。”宋瑞霖一语中的。

从我国目前研发经费投入占比来看，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例虽然达到了6%，但同全球生物医药领先国家普遍在15%以上的水平还有明显差距；同样，中国应用研究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例11%也远远落后于全球生物医药领先国家近20%的平均水平。

 “资金投入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评审标准也是一个问题。评审应该关注基础研究的最终是转化成了哪一款产品，而不仅仅只是关注这项研究发表了什么论文。应当把研究向着成果转化继续进行下去，成果转化是链条上的一环，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节点。”宋瑞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

基础研究，对于医药创新来说，是源头，也是动力所在。据《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有效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分别为14.7%和28.9%，低于美国高水平高校约37%的专利转化率。

 “从技术研究本身来说，如果真的研究出了原创性的技术，成果转化随之就会提升，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源头。之所以我们现在的成果转化能力不足，还是因为没有触碰到源头创新。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对源头创新的重视并持续推动，才能促使其最后的成功转化。”宋瑞霖补充道。

此外，在人才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是造成我国医药基础研究与转化在“质”上存在短板的原因之一。

尽管中国生物医学科研人员的基数已较为壮大，但领军人才和团队仍然稀缺。从高层次人才的发展现状来看，2020年ESI全球前1%生物医药领域高被引用学者共有1790人次上榜，其中美、英、德位列前三，上榜人次分别为943、171、111，合计占比近70%，而中国上榜的仅为25人次。

 “我们注重的应该是才干、是能力，谁能够完成，谁就应当拥有这个项目或主导这个项目，而不能只关注学历，不能用学历来垄断资源。整个国家的资源应当是开放的，让那些有为的科学家，特别是有为的青年科研人员，有机会实现他的科研梦想。我认为必须要解放思想，做到资源重新配置。”谈及这点，宋瑞霖引用了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办法总比困难多”

《报告》指出，加强基础研究以促进医药研发，需要国家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方向指引，也需要一系列关键要素和制度环境的落地支撑。

中国政府及各界有关人士也已经开始了医药创新及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求索”，寻求解决研发短板与“卡脖子”技术等问题的途径。

宋瑞霖表示，从顶层设计来说，首要的是紧紧盯住医疗的需求。“因为药物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临床需求，满足患者的需求。现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共同高发的肿瘤——肺癌都已经研发了三代药物，而中国自己高发的，比如食管癌、肝癌还没有最新的药物投入市场。所以中国大量的临床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因此，顶层设计上应该重点关注我国自身的临床需求，解决我国高发病患者的用药问题。”

其次，关于经费问题，宋瑞霖表示，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针对关键环节，提升经费管理与使用效率。

据PitchBook数据库统计，2016-2020年中国各阶段医药和生物技术项目的风险投资，其中99.5%的资金投资于A轮及以后轮次。而用于支持基础研究成果产业转化和概念期项目孵化的种子和天使轮资金占比仅为0.5%，远远低于欧美领先国家普遍超过4%的投资金额占比。

 “我们有限的经费，想要做到合理配置，首先要明确经费投入各个阶段的主体分配。基础的、前端的，风险较高，但它是一个‘土壤层’，这个应由政府为主。而到了风险投资环节，就可以引入外部资金，但是这些资金也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等到产业转化相对成熟后，国家资本就要退出，让社会资本去继续完成这一阶段的使命。所以‘好钢用在刀刃上’，政府的钱不要用在后半期，更多的应该用在支持基础研究上。”宋瑞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2020年2月，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出台《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意在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成果质量、实际贡献等不良导向。

《报告》也指出，在破除当前“唯论文”的单一科研评价方式基础上，可以参考国外科研人才评价体系的经验，探索和完善更加多元的科学评价体系，促进本土基础研究人员的成长和长期发展。此外，也需重新衡量限定时期内的“非升即走”规定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人才的适用性，应遵循分类评价原则，降低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在国内科研的壁垒，为其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应有保障。

与此相关的产学研结合，促进成果转化等，宋瑞霖表示，也要多给些耐心。“因为刚刚起步，不能说刚做了两年就要成功的案例，这太操之过急了。但是产学研相结合一定是科技转化和推动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应该继续推行下去，并在一个更长时间来看其效果。”

此外，即便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也要坚持开放，与国际接轨。“我们现在基础研究的国际化的合作，是受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别人在跟你竞争，我们就更要开放。”宋瑞霖表示，“我们也要在开放中，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用全球的科技力量吸引全球的人才，整合全球的科技资源，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

 “真正的科技是买不来，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立足自身，自主研发，自力更生。但是在靠自己的过程中，必须要抬头去看全球的科技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正在做的又是哪一个阶段。”宋瑞霖特别强调说。

（作者：朱萍,实习生,卜江涛 编辑：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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