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瓦布：大流行下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凸显，“股东至上”模式已过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但早在疫情到来之前，全球经济发展就已深陷多重困境：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生产力增长乏力、债务水平不可持续、气候变化加速、社会分裂深化……

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30多年前就察觉到这些问题的显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究其根源。今年6月在中国上市的《利益相关者》中文版一书中，他呈现了自己多年的思考并呼吁以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式重建后疫情时代。

“相比气候变化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渐进式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突如其来且横扫一切之势，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施瓦布说，“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一旦危机来袭，公共体系就将被置于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

在施瓦布看来，当前一些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不可持续且危机四伏的。在这一体制之下，有的政府对全球化的弊端管理不善；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或少数大企业手中，抑制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加剧了不平等；“股东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大行其道，导致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开发，环境急剧恶化。

鉴于此种弊端，施瓦布提出，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倡导一种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利益相关者模式。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优化利润，而是更广泛的目标：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财富，以及整个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

近日，施瓦布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书面专访中表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正在到来，人们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将更加倾向于选择关注整体福祉的公司，愿意为它们工作、向它们投资、购买它们的商品。因此，从长远来看，“奉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公司比那些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表现更好”。

施瓦布1938年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拥有弗里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他在1971年出版的《机械工程行业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理念，并于同年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除担任论坛领导职务外，他于1972年出任日内瓦大学教授，曾荣获17项荣誉博士。

“股东至上”资本主义已过时

21世纪 ：你在新书《利益相关者》中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大重启”的时候。能否以美国为例解释一些你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施瓦布：当然。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两种经济事实的故事。一方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得更加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进步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它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

但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国民经济正在变得愈加不平等。很多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裕，可许多曾经的中产阶级收入却在下降。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环境恶化的程度也大大增加。现在，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温在上升，自然资源和物种在消失。这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考虑到地球的健康。

这种资本主义注重短期利益，注重股东的利益。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关注点，转而建立一种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体系。我们必须不仅考虑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成功，而且还要考虑所有人和地球的利益。

21世纪：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你提倡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今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施瓦布：今天，我们都感受到了只关注财务收益而不考虑公司对人、社会（特别是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正在接近破坏环境的极限。只要看看气候变化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或者想想我们的城市污染或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愈发意识到福祉不仅仅是物质需求被满足。基于这种认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正在演变。如今，人们希望选择那些照顾我们整体福祉的公司，为它们工作，向它们投资，购买它们的产品。这就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仅对社会有益，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企业也有益的原因。事实上，奉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公司比那些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表现更好。

21世纪：当涉及整体商业战略时，公司应该如何考虑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接触？

施瓦布：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和金融单位；它也是一个社会单位。它应该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服务。不幸的是，直到今天，许多公司只关注财务收益。这导致了短期利润居主导地位，高于所有其他考量。

如果我们想衡量一个公司未来是否真正成功，我们不仅需要财务指标，还需要ESG指标。这些指标应该被纳入公司报告，并且应该具有普遍的可比性和接受度。

为此，世界经济论坛与四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一起开发了这种ESG指标的原型，现已被100家国际公司采用（这些公司的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人数达数百万人）。采用这些指标是更好地衡量利益相关者参与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全球债务问题应被密切关注

21世纪：你在上一本书《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中说，“我们正处于人类的转折点——我们不应该低估我们所处形势的历史意义。”你觉得这场疫情大流行给世界带来了哪些根本性变化？

施瓦布：是的，在许多国家，这种大流行病是他们几十年来经历的最深刻的冲击。它是一场毁灭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在我们控制住公共健康危机之后它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

但仍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在许多社会中，人们重新有了团结的意识。人们对公私合作有了新的认识，对通过经济发展实现进步并应对不平等和可持续性有了新的渴求。

21世纪：自危机开始以来，全球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你对这些纾困措施的效果有什么评价？是否对各国主权债务占GDP比重偏高的情况感到担心？

施瓦布：我非常关注债务占GDP的比重，许多国家的债务占比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给下一代留下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

但是，当房子着火时，你不能因为担心将来缺水就不马上救火。新冠疫情危机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政府为了（人们和企业）走出疫情影响而提供资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关键问题是，为复苏提供的公共资金要得到良好利用。它们应当是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能回本的投资。在教育、医疗和绿色转型方面的投资就是如此。从长远来看，这些投资比那些鼓励现在消费但没有长期回报的补贴要好得多。

21世纪：许多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正在走向一个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时期，可能会威胁到经济复苏。你是否有同样的担忧？

施瓦布：我在德国长大，这个国家曾因其近一个世纪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伤痕累累。价格稳定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让我们很幸运的是，在过去20-30年中的大部分西方世界，通货膨胀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大多数经济体更关心的是如何战胜大流行并恢复经济。对于失去生计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重新获得生计，并能够付得起账单。 

但是，在走出大流行病之后，目标当然应该是创造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保持非常低的通货膨胀。我们不要忘记，通货膨胀有增加社会不平等的趋势，因为它更多地伤害了穷人。

疫情加剧气候危机

21世纪：你认为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据你了解，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对经济的最大担忧是什么？新冠病毒会对全球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吗？

施瓦布：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危机。这是我所接触的许多首席执行官在过去2-3年中的认识，而新冠疫情只是加剧了这种忧虑。

为了战胜这场危机，我们需要迅速的系统变革。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实现“净零”碳排放。这可能意味着需要缩短全球供应链，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公司“近岸”或“回岸”生产。

但反作用力也有。我们作为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全球合作。在一个愈发受数字经济驱动的世界里，全球的联系也在增加而非减少。

21世纪：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普遍接受了全球企业征收15%最低税，你认为，设置一个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一个好主意吗？这个倡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施瓦布：是的，我赞成更多的全球合作，拥护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关于税收的国际规则，就像贸易的国际规则一样，是一个好主意。它们确保全球经济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的。随着主要工业国家现在对这一想法的支持，它很有可能会成功。

（作者：郑青亭,实习生王梓涵 编辑：李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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