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赴任IMF：彰显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性跨越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向IMF执董会宣布，提议任命李波出任副总裁一职，自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这一宣布标志着李波将接替张涛，成为IMF第三位华人副总裁。值得品味的是，在目前全球疫情整体趋缓但离完全结束尚有距离，世界经济稳步复苏但分化严重，各国及不同群体间贫富差距拉大，气候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加大的情况下，上述提议颇具意义。
再次彰显我国国际地位
从朱民、张涛到李波，中国先后有三人出任IMF副总裁，背后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性跨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危机后1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再次发挥了全球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得当，较快复工复产，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不仅弥补了其他国家生产能力的下降，也通过内需扩张、进口增长，改善了贸易伙伴的外需。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复苏态势，消费、投资等内需持续改善，出口继续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近期，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纷纷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1-2个百分点，显示出较年初更为强劲增长预测，主要归因于中国等少数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复苏。
从IMF最高管理层的安排模式来看，目前IMF四名副总裁中，除了代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名副总裁（利比亚籍）外，日本和中国各有一名，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经济贡献度的考量。
必然与偶然
从以往人员的任职履历看，IMF副总裁人选不仅具备海外的学习背景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还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尤其是需要对宏观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制定等具有深厚研究。纵观从业经历和学术之路，李波赴任IMF副总裁具有一定的必然与偶然。
从公开信息看，李波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后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取得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博士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哈佛大学法学院职业专业。1999年毕业后，分别在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纽约总部任专职律师、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专职律师。
2003年，按照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人民银行不再负责银行业监督管理，由新成立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专门履行银行业微观审慎监管职责。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也紧迈脚步进入推进阶段。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最早从海外引入央行的人才之一，李波于2004年加入人民银行并在条法司开始了央行历程。在这之后的十四年，李波先后担任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兼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主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兼上海总部公开市场操作部主任。
除了长期在央行履职外，李波还曾在中国多个公共部门任职。2018年至2019年，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侨联）副主席。2019年至2021年，任重庆市副市长，成为了主管金融和商贸的“金融副省长”，分管金融发展和监管、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等工作。经过3年“在外”历练，2021年4月重回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主管条法司、宏观审慎管理局和国际司，并负责制定金融稳定法等相关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返央行后的履职中，李波已更多地参与到中国金融外事工作中，多次参加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会议，已然在为赴任IMF做准备。
从“三个”角色看专业优势
是货币政策二司首任司长，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重要参与者和制度设计者之一。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相关办法发布，这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此之前，国际贸易一般用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结算，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显然是个巨大飞跃。而与此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银行抓住一些国家亟需签订双边货币互换、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有利时机，陆续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也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截至2019年末，中国与39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扩大了人民币的使用。
是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参与者和制度设计者之一。2015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相继爆发了股市和债市风波，互联网金融乱象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迎来了新的改革变局。为克服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弥补监管真空、补齐监管短板，亟需在货币政策之外提出另一支柱，形成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互相协同配合的局面。时任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李波担负了此任。2016年，李波牵头撰写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课题，后又以主编身份出版了《构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一书，提出和回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一系列问题。
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9年人民银行“三定”方案提出设立专门的宏观审慎政策部门，标志着“双支柱”调控框架从理论正式走向了实践。
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盘手和实践者之一。长期以来，货币政策被视为总量调控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结构性调节作用存在争议。而就是在李波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期间，人民银行前瞻性地创设了短期借贷便利（SDR）、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实现结构性调控的目标。疫情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又进一步推陈出新，2020年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绿色金融框架下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等都均属于结构性货币政策。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已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挑战与机遇
首先是，人民币加入SDR后，如何推进IMF份额改革？IMF以份额为基础，单个成员国的配额大致反映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份额也决定了其向IMF出资的最高限额、投票权、从IMF获得贷款的限额以及成员在SDR的一般分配中的份额。2015年，在IMF第14次份额总检查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所提升，中国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一跃成为第三大份额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直到2019年第15次份额总检查结束时，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仍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份额比重迟迟未做调整。2020年至2023年，IMF将推动第16次份额总检查中的治理改革。我们可以设想，第16次份额总检查最终结果如何？是否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IMF的份额？拭目以待。
第二，如何弥合K型复苏格局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当前，全球疫情走势仍不明朗，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维护者，IMF诸多目标的实现必将面临着疫情后诸多矛盾和风险的加持。例如，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K型复苏态势，不仅表现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复苏势头分化，在同一经济体内，不同行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复苏前景也出现分化。K型复苏格局将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表现，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更好，将吸引资本回流，加剧新兴市场的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可能引发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服务业复苏滞后加剧结构性失业压力；贫富差距加大可能拖累经济复苏。
又如，欧盟发达经济体超宽松刺激政策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尤其是美国奉行“高压经济学”，美联储持续扩张资产负债表，向市场释放大量廉价流动性，使得金融市场反弹明显快于实体经济的复苏，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投机行为增多、市场波动加大，一些新的风险隐患已经显现，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带来新的挑战。近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已明显放缓，存在方向逆转的可能。
再如，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错位，发达经济体经济率先复苏但仍维持宽松政策，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复苏缓慢但已提前加息，如此错位将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冲击低收入国家经济复苏路径，拖累全球持续复苏。
最后，如何面对和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飞速地向更高的中等收入国家推进，发展格局和势力必将发生深刻变化，将使得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较以往更加复杂。如何从IMF和国际金融机构角度，看待、推动和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作为IMF副总裁的李波将身处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马新彬 编辑：陆跃玲）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