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升级版，京沪深谁搞得更好？

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推动创新创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走在全国创新创业前列的城市，京沪深在打造“双创”升级版方面，各有哪些优势？采取了哪些举措？对其他城市有何借鉴？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资本、创新企业、创新政策、创新链条和创新人才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与解读。

一、创新投入：企业成为驱动创新引擎的中坚力量

研发经费的投入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加码创新的决心，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潜力。2016年以来，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看，上海以61.96%、62.03%、63.11%远超北京（37.75%%、39.15%、41.72%），这说明相较于北京更多依赖政府投入，企业已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自主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更加可持续，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将有力促进上海新动能、新业态、新经济的增长。

但从研发强度来看，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北京、深圳，北京、深圳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分别为6.17%、4.8%，均已超越发达国家水平，上海这一指标为4.16%。同时，上海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虽然高于北京，但相较于持续保持高位的深圳（2018年为93.75%），还有明显差距。另一方面，2018年北京的基础经费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为14.8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5%～20%），但上海该指标仅约为北京的1/2（7.78%）。这说明，上海的研发整体水平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情况，在企业带动创新和夯实基础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研发投入热情，重视推动企业创新中心建设，鼓励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与此同时，需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体系结构，打通基础研究各环节，进一步提升创新源头供给能力的顶层设计，重视前瞻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

二、创新资本：“雪中送炭”缓解小微企业找钱难

科技金融对于推动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5年来，上海的创业投资结构较北京、深圳更加合理，投资更趋理性，早期投资总额（种子期+初创期）在全部创业投资中占比26.9%，高于北京（18.1%）和深圳（21.1%），扩张期投资强度由2016年、2017年的25%左右，提高至2018年以来的近50%。尤其是2020年，上海早期投资强度为15.9%，高于北京（12.6%）和深圳（13.8%）。

不过，上海的投资强度与北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近5年来，上海、北京、深圳三地的投资总额分别为118.7亿元、245.3亿元、69.7亿元，北京的投资总额是上海的2.1倍、深圳的3.5倍；三地早期投资总额分别为31.98亿元、44.4亿元、14.7亿元，北京的早期投资总额是上海的1.4倍、深圳的3倍。另一方面，上海针对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略显“后劲不足”。从近5年上海早期投资的占比情况来看，受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政策带动效应影响，2016—2018年，上海的创业投资呈现整体“前移”态势，在企业成熟期之前各阶段的投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愿意为企业创新承担更大风险、“雪中送炭”的投资比重为80%，高于北京（64.4%）、深圳（71.8%），而在企业成熟期“锦上添花”的投资比重仅占20%，远低于北京（35.6%）、深圳（28.2%）。2019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创业企业及相关创业投资行业的冲击，三地早期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占比逐年降低，其中，上海最为明显，由2016年的48.8%下降到2020年的15.9%，下降幅度达67.4%，高于深圳（66.8%）和北京（43.5%）。

此外，从创业投资的机构数量上看，2016年，上海仅约为北京的1/2，虽然近5年与北京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但总量仍然只有北京的70%。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以来，深圳的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在逐年降低，尤其是2020年，仅为上海的70.9%，但在机构数量较2019年减少18.3%的同时，其创业投资总额的增幅则高达106.7%，而上海虽然机构数量与深圳同比例下降，但创业投资总额增幅仅为40.6%，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深圳的创业投资机构平均投资金额高于上海，投资热情逆风上扬。

透过数据可以看到，近年来上海科技金融资源面向初创企业“精准滴灌”，逐步加大了对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受制于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二者在更深层面顺利“联姻”。这方面北京的做法值得借鉴，2003年，中关村成立了全国首家信用自律组织——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鼓励企业使用信用产品，建立信用记录，鼓励银行、担保机构等在信贷评审中使用企业信用报告，建立信用激励机制，实施企业信用星级评定计划，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的比例越大。目前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会员达4500 多家，累计有近万家次企业使用各类信用产品 1.8万余份。而上海的浦发硅谷银行，为了确保信贷资金安全，采取信贷客户过滤模式，贷款客户规模增长缓慢，成立7年来，贷款客户量仅100多家，其中上海客户40家左右。可见，通过成立第三方信用中介机构来加强科技金融信用支撑体系建设的做法，是一条可资借鉴之路。此外，在政府基金方面，近年来成立了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总规模300亿元，其中50%专注于投资原始创新阶段。上海可以参考北京做法，增强政府性创投基金引导作用，形成以创投基金为引导、政策支持、社会多方参与的支持创新创业的良好投融资环境。

三、创新企业：厚植适合创新企业成长的沃土

独角兽企业具有成立时间短（10年以内）且市场估值高（10亿美元以上）的特点，代表了一个城市科技创新企业技术领先水平及未来发展前景，是衡量城市创新动能的重要指标之一。2019年，上海上榜28家，总估值超过950亿美元，上榜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二，企业估值排名第三。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整体的创新生态和创新能力，决定了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能够为独角兽企业提供适合其成长、成熟、独立的土壤。从独角兽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类型的契合度看，科技部2019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北京出现频次较多的企业类型为“网络”“电子”“文化”“信息”“智能”；深圳为“机器人”“智能”“网络”“电子”“信息”；上海为“汽车”“材料”“电子”“信息”“网络”“生物”。对照恒大研究院独角兽企业排行榜，总体上，三地的独角兽企业与当地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企业类型实现较好重叠。

相比上海，北京、深圳适合独角兽企业生长壮大的创新土壤更加肥沃，为持续产生独角兽企业提供了更加强大的产业基础支撑。在优势产业中，一些小型初创公司有机会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高新企业及大公司有效对接，初创公司的参与有助于补充行业上下游各环节的短板，并让整个体系进入良性循环。反观上海，创新企业仍以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企业创新需求牵引不足，基础前沿领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仍有待增强。因此，上海要重点在新兴领域发力，抢抓人工智能、互联网服务等新兴产业，推动生物医药、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技术相结合，培养更多体现上海产业特色的独角兽企业。

四、创新政策：让企业“生得快”“过得好”“活得长”

通过持续推出创新政策，不断加大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是提升地区创新企业活跃度、集聚度以及存活度的重要因素。从数据统计分析看，近年来，上海推出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科创中心建设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等一揽子政策举措，每一次重大改革创新举措的实施都带来市场活跃度的提升。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及2014年3月上海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一年来，全市新设企业数量实现51.2%的大幅增长。

从三地新设企业的行业类别分布看，上海新设企业向新兴行业领域集中的态势最为明显，创新经济成为上海聚集新设企业最多的领域。不过，对比北京、深圳，从事科技创新相关行业的企业数量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三地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至2019年底，上海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企业有2.6万家，不及北京（24.4万家）的1/10和深圳（5.7万家）的1/2；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有2.3万家，北京（7.7万家）和深圳（6.4万家）分别为上海的3.3倍和2.74倍；上海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8万家，明显少于北京的2.7万家和深圳的1.7万家。如果把创新企业数量比作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塔基”，显然上海的“塔基”还不够厚实。

五、创新链条：打造完整的研发配套产业体系

一个创新区域是否具备完整的产业链是衡量该区域创新配套环境的重要指标。这方面深圳优势突出，福布斯中文网曾提问，“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想用5天或2周时间来实现一个创作理念，在哪个地方可以完成？”美国硬件创业团队SPARK创始人扎卡利•克洛基博士的答案是——深圳。“在深圳，你能在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实现这个想法任何想要的原材料，只需不到1周的时间就能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

相对而言，张江虽然集聚了大量芯片研发企业，但没有零售渠道，导致上海创客做智能硬件所需要的芯片、模块、开发板等部件，无法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买到，必须要到深圳去买。究其原因，相较于其他一线城市，深圳第二产业占比仍超过40%，制造业仍是城市创新的重要产业支撑。这使得深圳可以依托低门槛的研发平台、强大的生产能力、丰富的技术人才与高效的物流体系，培育出善于学习、紧密合作、快速转化的强大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这种“设计—孵化—生产—运营”的一站式创新链条赋予了深圳创新的强大生命力。

深圳的启示在于，研发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研发中心仅是创新产业链上的一环，若想通过研发来带动整个产业链形成创新闭环，首当其冲要具备完整的研发配套产业体系。当前，由于过高的土地、人力、商务投入成本，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上海的一部分电子、生物医药等高产值低附加值的产业选择临近的苏州、无锡等产业空间。未来，上海的创新要放在长三角制造业产业体系中，充分利用长三角的制造业研发体系，构建长三角创新“共建共享共赢”合作模式，加强产业对接，推进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

六、创新人才：多措并举让全球人才近悦远来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创新的事业需要创新的人才。越来越多的一线城市认识到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上海、北京、深圳发布了一系列细化程度高，针对性、指向性强的政策举措来吸引创新创业人才。上海适时出台人才“20条”“30条”、高峰人才工程计划等引才育才政策，集聚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创新团队、科技人才。一系列人才落户新政，将有助于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上海、留在上海，助力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但是总体而言，对比北京、深圳，上海的人才支持政策还存在若干不足。

例如，针对高端人才的资金直接支持力度较小，对于领军人才，北京补助额度为100万元，深圳为200万～300万元，上海为5万～30万元；对于高水平“双创”团队，北京根据中关村前沿技术储备项目认定相关条款，进行500万～1000万元一次性奖励，而在上海市级层面针对创新团队进行资助的仅有浦江人才计划，且金额仅为50万元。又如，针对高技能人才的政策颗粒度仍有不足，在上海现有的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中，针对新兴领域和跨界融合行业的划入标准尚不清晰，相关人才难以归入现有标准，给居住证积分和落户带来不便，而北京结合区域最新产业发展需求，增设科学传播、人工智能、创意设计、技术经济等新业态的专业职称，为人才落户提供支持。再如，针对创新人才开办企业的政府服务水平仍有差距，调研中，有企业代表反映，企业在深圳获得营业执照之后，会有相关“许可证”的审批部门主动打电话给企业，为其提供许可证办理及政府扶持政策等相关信息，相关做法值得上海借鉴。

作者：路建楠 吴新梅 倪晨昕，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弧木

（作者：广东海丝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