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科技，经济增长的新加速器

PART 01

增长的逻辑，变了

随着反垄断的靴子正式落地，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巨头），在面临着更加严苛的监管环境的同时，也在面对着存量时代如何做大蛋糕的困境。

究其原因，国内互联网公司不同于欧美发展模式，欧美互联网企业在完成早期技术积累之后，通过不断地研发创新，形成了核心技术壁垒，继而落地，形成商用场景，获取利润。

而国内互联网企业崛起本质仍然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多追求实用主义（流量变现），（早期）并没有实现巨大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极少公司大力投入研发。

也就是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背后，大多依赖于“模式的复制+本土化创新”，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红利。

但是，随着近年来下沉市场逐步被蚕食，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竞争大多依赖于相互模仿产品和模式，通过“补贴”、“二选一”等非技术性手段获取市场份额——内卷随之而来。

而内卷的本质就在于某个领域、某种模式遇到了一个瓶颈，停滞不前，只能不断重复，无法突破某种壁垒——技术的、制度的、资源的.....

房地产也好，教育也好，政策监管背后，除了行业涉及民生问题十分重要以外，同时释放了一个信号：经济（商业）逻辑变了，真正能撑起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再是要素驱动，而是创新驱动。

PART 02

要素驱动模式，走向内卷

按照传统经济发展范式：具有后发优势的工业国家得以在（相对）短期内，实现经济大幅增涨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市场规模足够大的时候，一般只需要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劳动力分工提升效率）和资本（主要为国家资本），同时获取发达国家的成型（非核心）技术，便可以获得较大的增长。

因此，改革开放后，凭借早期的低廉的人力成本，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大的加（代）工能力，“以空间换时间，以市场换技术”的中国一度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坚力量——世界工厂。

但是，由于很多产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没有核心技术壁垒，或无法从上之下打通产业链，因此只要有一点利润，便会吸引大量厂商进入，相互竞价，直到清盘。

施振荣（宏碁创始人）提出的“微笑曲线”指出：在产业链中，从事产品研发、零件生产、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企业能够获得较高利润，而从事组装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

于是，在“增量市场”需求得以满足的情况下，逐渐出现“存量市场”， 存量市场最典型的特点是市场的需求方成熟度显著提高，这就给供给方带来了压力——需求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和性价比。

然而，存量市场要想赢，靠的是产品，谁做得好，迭代得快，体验更爽，谁就起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供给方只是单纯的模仿，并没有在技术领域有突破或创新——往往涉及到打通全产业链，难度极大。于是，价格战不可避免——某种程度上就开始“内卷”。

然而，事实就是早期“劳动密集+无技术、无创新”的投入，导致了中国产业链处于低附加值端，关键科技领域差距也被欧美等国拉得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力不足。

举个例子，有点“岁数”的人应该都听过“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这句广告语，波导手机（产业）的发展，就是典型的手机产业技术不足，导致的价格战。

大概2003年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装配生产制造国，并且也变成了最大量的出口国。

波导当时是跟法国公司萨基姆合作的，在中国的品牌手机保持第一名大概保持了6年时间。

但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加上牌照下放，2005年到2010年之间，一时间山寨机席卷全国，谁都能生产手机，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在低价层面开始竞争。

第一轮手机平替就出现了，手机产业就陷入红海之战。

大多产业趋势基本如此，各行各业几乎都经历过，在没有核心技术作为壁垒的情况下，跟风进入-扎堆生产-产能过剩-价格战。

除了手机，典型如钢铁业、家电业、面板业或多或少都在内卷的浪潮之中。

PART 03

“关键性技术”稀缺，如鲠在喉

换一个视角，站在发达国家方面来看。

比如，美国的核心赛道有两个：上游卡脖子赛道，下游大利润赛道。

二战以后，美国加速研发，掌握了多领域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技术垄断（典型如专利权费用）获取市场份额和超额利润。同时，通过美元霸权和军事实力，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

简单来说，就是“市场+技术”——不做“劳动力成本和重资产”，专注下游“服务和消费”领域赚取利润，同时反哺“研发”，形成正向循环。

比如，在全球范围内，苹果处于产业链条的核心位置，它自身并不直接生产。苹果把iPhone的生产外包给亚洲国家的公司代工，再通过“技术+品牌+软件服务”赚取大量利润。

据IDC数据显示：2020年，苹果手机凭借超过20%的市占率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95%的利润。

位于美国加州小镇库珀蒂诺的苹果总部，拥有全世界单体最大的办公楼。高度的信息化系统，让苹果可以在这里轻松快捷地获知位于全球各地的苹果代工工厂的生产情况。

有文章认为，苹果对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代工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捆绑。表面上看，作为苹果的上游供应商，不愁市场需求，技术水平还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苹果还会给予人财物的极大支持。

但实际上，如果使用苹果提供的生产线，就只能生产苹果的产品，而且，库存积压全部由代工企业承担，苹果可以随时培养新的替代生产者，苹果也可以强制要求代工企业将自主研发的专利分享给其他人。

在苹果的供应链中，中国厂商最多，占比最高，苹果也养活了很多的中国供应链厂商，比如蓝思、富士康、立讯精密等等。

但在中国，苹果几乎没有任何核心研发团队。

美国企业发展逻辑深刻地反映了：经济是技术的表达，经济源于技术。由于技术在不断进化，经济也在不断进化。技术不动声色地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成就了经济的繁荣。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置身于熟悉的循环之流中，人们做起事来又快又合理。一是做事心中有谱，二是因为各人的行事都合乎循环之流的要求，这样做的事会得到别人的支持。反过来，别人也有理由相信他，常人凭自身的能力和经验也能应付得来。而一旦要实施新组合，顿时就没了主意，只能问计于人。

现实就是当下中国企业更多的技术手段是“从1到N的创新”，迅速地把整个社会都给调动起来。

但是，这种创新它仅仅是量的扩展，不是质的跃迁。特别是产业周期后半段，大多企业都在存量里“分存量”，却无法在存量里“做增量”，更加无法创造“新增量”。

相反，不断用创新去破坏老旧，才能发生质变。

然而，目前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并没有掌握主动权，存在短板，很多产业都受限于国外技术，无法顺利发展。

“关键性技术”稀缺，如鲠在喉。

当前，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1%多点。

其次，产业与科研存在脱节。米磊等人在《硬科技》一书中指出：

以1995年NASA发布的《技术成熟度白皮书》来看，从科学原理到形成产业，技术被划分为9个等级：1-3级属于科研范畴，4-6级属于转化范畴，7-9级属于产业范畴。

由于我国缺失4-6级范畴，缺乏理论转化为应用的能力，进而无法形成规模化市场，于是形成了“死亡之谷”。而硬科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PART 04

硬科技：跳出死亡之谷

对此，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CEO米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硬科技”。

他在接受访谈时候提到：“我在2010年提出了“硬科技”这个概念，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下滑，传统产业遇到很多问题，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当时社会普遍关注模式创新和互联网，忽视核心技术。我有些苦恼，思索为什么科技创新的价值得不到认可，想呼吁大家来关注真正的科技创新。”

在米磊看来，所谓“硬”，就是因为技术壁垒高——需要长期投入，专利保护，人才资源，还有阶梯壁垒、生态壁垒等等。

硬科技是“骨头”，实体经济是“肌肉”，虚拟经济是“脂肪”，金融是“血液”。

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核心在于强肌壮骨，血液则是强肌壮骨的重要基础，设立科创板就是从宏观建构上将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统筹起来。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低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增长阶段，传统的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已然缺少更多的推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势所趋。

现在，美国可以卡我们脖子，因为科技比我们强，可是当我们的科技产业跟它并驾齐驱了，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卡中国的脖子了。

这方面的技术，如今业已集中在主要以硬科技为代表的关键技术领域。

物理学中，阿基米德提出的、著名的“杠杆定律”在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

同样，在国家经济增长领域，“硬科技”就是那根长度“够长”的杠杆，借力巧妙就可能获得超出10倍甚至更多的收益。

一方面，随着领导人的认可，全（商业）社会对这一共识已经非常坚定，国家的政策倾斜也已经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随着美国没落，世界的重心，包括科研的重心在向亚洲转移，其中中国将成为重心的重心。

亿欧智库发布的《2020中国硬科技创新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在量子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一轮技术革命蓄势待发，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

从硬科技的发展特征来看，硬科技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方面，起到了连接、推动作用，依托基础研发投入，形成具体产品和相关应用，并逐步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创新桥梁。

任何一项颠覆性技术都会带来一个的行业和一个新兴的市场，随着技术的迭代和跃迁，行业和市场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比如，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关系，正在重构商业链条，而这一些基础在于5G技术。

5G（硬科技技术）作为新基建对于数字商业的影响十分大。单纯从技术上来看，5G具有超高速率、超大连接、超低时延的性能，同时具有网络切片和边缘计算的能力。

在技术运用上，比如物联网、云计算、AI、VR、无人机，都可以在5G技术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包括将来会有巨大价值的产业互联网。

再比如芯片。华为海思——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后，业已成为国内最出色的国产半导体巨头。

如今海思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其芯片设计水平和国外巨头不相上下，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华为的计划顺利进行，那么海思将转型为一家综合性的半导体公司，届时华为芯片就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了。

经济学家林毅夫依据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根据“技术差距”、“比较优势”、“研发周期”三个维度，提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和战略型产业。

追赶型产业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

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

从硬科技所包含的范围来看，我们既有林毅夫所说的领先型的产业（5G、航空航天等），也有弯道超车型产业（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电池等）。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讲，硬科技的突破，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突破。

进入现代世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国家，从来都不是科技技术落后的国家。随着技术不断迭代，会带来军事和经济的增长，技术壁垒越深，意味着竞争能力越强。

PART 05

总结

做难而正确的事，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是中国企业应该去坚持走下去的道路。

同样，这条路要走下去，也需要智慧。一步一个脚印，量变最终是质变。“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在中美争夺科技制高点，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关键时刻，破解之法自然是开放与创新。

用新理念去破除旧认知，用新方法去解决旧问题，用新技术去改造旧行业——努力做功，持之以恒。

（作者：中科创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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