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是最大的风险。在「双减」政策落地后的半个月内,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已被消除,教培行业剩下的便是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变与不变。
7 月 24 日,教育部官网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正式宣告「双减」政策落地。
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八大章节,三十细则,围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从「三限」—— 限制机构数量、限制培训时间、限制收费价格;「三严」—— 严管内容行为、严禁随意资本化、严控广告宣传;「三提」 —— 提高教育质量、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三管」—— 管好教育教学秩序、管好考试评价、管住教师违规补课,全方位入手,就诸多关键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字字千钧,意味着过往近二十年,校外培训蓬勃乃至野蛮生长的时代落幕,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办教育公益时代之下,教育供给侧改革之中,教培行业危机与转机并存。《「双减」之后:关上一道门,打开更多窗》围绕「双减」给 K12 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智能硬件赛道带来的连锁反应进行了逐一分析,至于对课后托管、家庭教育、在线外教、学龄前教育、高中教育与民办 K9 教育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一一分说。
「双减」严控校外培训,旨在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意见》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
而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体系是关键。《意见》细则提出要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强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若社会机构想入局,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所的潜力值得被挖掘。但课后服务存在多样性、分散性等特点,管理难度大,单靠学校自身的服务与管理能力显然不够。《意见》也提到,「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因此校内课后服务缺口大,存在比较大的市场空间。如果机构想要进校成为课后服务的参与者,需要思考如何发挥企业自身优势与校内教育配合,朝校内托管及非学科教育服务方向着手,与学校共创良性健康的教育服务体系。
与校内课后服务互补的还有校外托管服务。校外,家长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导致接送难、抚育孩子压力过大导致照料难,种种客观因素都让课后托管市场存在不小的潜在需求。在「周末及节假日不允许补课」的规定下,校外培训机构更纷纷开设周末托管服务,如好未来推出托管品牌「彼芯」、新东方教育集团旗下新东方中学学习成长中心推定制托管班等。
K12 机构转型校外托管是否可行?从目前转型托管的情况来看,巨头有其自身优势,比如体系化的课程管理能力、教师培训体系及强大的品牌认知力,进而可凭借现有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条件解决托管行业普遍存在的看护安全、师资匮乏等问题。
不过,K12 机构所擅长的班课与托管有较大区别,转型托管也需要思考差异。书香源创始人钱智勇向多鲸分析,托管机构选址要求离学校近,而合适的场地并不好找。每个校区的服务内容与学校及家长要求密切相关,差异化较大。如此,导致一方面托管机构以学生为主导,服务时间更长,班级管理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托管机构个性化更明显,直营规模化发展难度大。且托管在现金流与利润率上并不如班课,因此转型托管并非易事,对头部机构也会有一定的挑战。
此外,目前托管仍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其既与服务行业挂钩,又与教育培训行业沾边,当众多玩家疯狂涌入之时,严厉的政策监管或将出台。但钱智勇认为,行业合规是必然,愈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既促进托管机构的升级迭代,又倒逼行业优胜劣汰,长远看,是为利好。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与校外双重减负,课后之余,其学习教育与时间管理的重担回到家长身上。此次《意见》出台,家庭教育也被纳入到「双减」范畴之内,政策明文要求,家长应关心孩子的心理情绪、生活习惯等。
外力作用下,家庭教育端业务必然会迎来新变化。可究竟会怎么变,行业又要如何应对?佐心家长创始人、首都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肖晶教授对多鲸表示,新政下,家庭端的反应相较学校、社会两端,会来得更慢,因为家长的需求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只是需要新形式和新服务载体来满足。
在潜在的发展模式上,肖晶分析称,当孩子回归学校与家庭,以社区为单位的新社区教育生活有可能成为新儿童教育的成长模式。未来,青少年儿童的学习与心理双通道发展将成为重要的关注方向,提高学习效率与心理素质的工具型产品或迅速崛起。
而当家庭教育往高质量陪伴方向发展,是否会催生顾问式家庭服务的崛起?肖晶认为,家庭教育的发展必须得依赖成熟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与工具,但当前均建设比较薄弱。未来,高水平的家庭教育顾问事务所会像高级律师事务所一样发展。但如果行业未有效形成工具型、科学实践模式的家庭教育服务,家长很难长期买单。
此外,「双减」之后,不少中小学校开设「家长学校」。以此趋势来看,家庭教育端将加大探索同校社两端合作的可能,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家校互动也将成为重心。
作为临床心理学博士的肖晶还预计,「双减」过后,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家庭关系矛盾可能有所增加,需要引入新的教育理念与产品形态,协调解决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问题。因此,在家庭教育环节,与心理教育、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的产品与内容将迎来机会。
「双减」之前,在线外教的合规问题一直是行业通病。虽政策要求外教必须持有如 TESOL 等外教资质证书,但不少机构采取「外教配中教」的模式变通合规。Proud Kids 创始人 Leeson 老师向多鲸表示,教育培训机构对境外在线外教的要求一般是具备本科学历证书( Bachelor Degree)和国际教学证书( TESOL TEFL / CELTA 等)两项。如果外教不具备证书资质,亦可通过国外外包劳务形式进入培训行业当老师。
而今,《意见》第 14 条中明令「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与第 15 条中「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双管齐下,外教低门槛进入培训行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何为境外外教?Leeson 老师称,境外外教与境内外教的区别在于外教是否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合规外教本就稀缺,加之「双减」政策禁止聘请或雇佣境外外教,对于在线外教机构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尤其是对使用全外教交付产品的公司,影响极大。不仅给在线外教敲响警钟,也为当下所有公办学校及民办学校的国际班乃至类似于英伦云小学等国际教育公司敲响警钟。
而截至 8 月 10 日,多家提供在线外教服务的教育公司,如 VIPKID、久趣英语、鲸鱼小班等,已经停止售卖境外外籍教师对境内青少儿学员的教学课程,转向提供境内外教的教学课程。在线外教要如何转型?Leeson 老师分析,如整体转型为全中教项目,则只有小部分家长能够接受。但目前各家外教产品尚未有明显差异化,因而多数企业转向境内外教,只是权宜之计。「有,总比没有好。」 并且,由于现在没有任何教育企业可以提供境内外教 1 对 1 服务,只能用大班型抵挡「双减」风波以弥补用户心中的产品落差。
「双减」政策对境外外教并不友好,对外教资质的要求趋严,也倒逼其另谋出路。据悉,目前大多数境外外教会寻找中国以外的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语为第二语言 / 外语)机构,比如 NOVAKID CAMBLY 等公司,通过「一脚踩多船」来保障基本收入。可即便如此,在政策形势严管之下,境外外教还是会面临时薪大幅度降低的境况。
可境外外教本就存在市场刚需,很多高资产家庭对于让孩子不用出国也能受到国外本土英语学习者语言熏陶一事,付费意愿强烈。国内「境外外教」缩减是否会让在线外教变成一门隐蔽生意?Leeson 老师表示「有一些家长被告知可以私下找境外外教,通过美元转账,政策也拦不住。但终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这样做。」
除了 K12 义务教育阶段之外,学龄前与高中教育阶段也成为潜在监管「重地」。《意见》最后一条细则剑指学龄前教育与高中教育,称「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3 - 6 岁曾是教育创业者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面向低龄段儿童的数理思维课程,标准化程度相对其它科目较强,视为科技与技术最容易加持的教育细分领域,一度受到资本青睐。如今,因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相关教育企业纷纷喊停。2020 年被字节跳动收购、作为大力教育旗下低龄段产品重点的你拍一,已宣布于 8 月 5 日起全面暂停直播课业务,并向家长退还剩余课时费用。数理思维典型代表公司之一豌豆思维亦在谋求转型,并曝出大规模裁员。豌豆思维公开称,将积极配合「双减」政策的落地,未来计划提供更多素质教育和服务,即将上线美术、编程、口才与表达艺术等课程。而据一位熟悉好未来的行业人士透露,目前好未来旗下少儿启蒙品牌小猴启蒙已大量裁员,转而聚焦录播课和素质教育。
此前,我国已经对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行政要求,即不得超前教学。具体来说,即幼儿园不得小学化、小学零起点教学。如今来看,这一政策宗旨已经从公办学校、幼儿园延伸至校外培训机构,足见监管决心。不排除未来早幼教领域,将会出台更为严峻的监管新政。
而「双减」主要聚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减负与校外培训减压,此前围绕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阶段校外培训是否会受到影响、将受何种影响,行业议论纷纷,但《意见》细则中最后一句「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如泰山压顶,使行业焦虑情绪进一步加重。
多鲸认为,高中阶段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的重要阶段,受「双减」政策影响程度会弱于其他赛道。但具体监管力度,还需看各地政策执行情况,理论上可做大做强,但仍需「低调」。
作为历年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简称民办 K9 学校),虽未遭《意见》明文打压,但眼下也正面临风吹雨打。
自今年以来,湖南、江苏等多地先后发文严控民办教育在当地义务教育占比,全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 5% 以下。而今年 5 月,民促法新条例更新增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联系「双减」细则中第 16 条强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以及教育部等八部委于 7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中明令提出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力争两年左右实现平稳过渡,民办 K9 学校的浩大变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而当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地位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此消彼长之下,公立校崛起,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的发展或遭遇挤压,未来民办学校将面临如招生名额大幅缩减等一系列挑战。多鲸预计,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缩减下,公办学校不断扩招生源与壮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或将影响民办高校的生存空间。未来 3 - 5 年或更长时间内,恐有政策出台,限制民办高校的境外上市进程。
回溯过往,「双减」政策早有预兆,并非空穴来风。2021 年 5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已强调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民促法背后,K12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趋严是必然。紧接着,今年 6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3 条提到,「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该条细则与「双减」政策提到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环环相扣,理应尽早引起培训行业警醒。
除了文件的关联性外,监管趋严之下,具体到「双减」落地执行层面也尤为严格。「双减」第 19 条明确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涉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多个维度,均会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目前,「双减」已经从首批试点的九个城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逐步扩大、面向全国。未来,全国范围内,凡是存在服务水平低下、恶意在校招揽生源、不按规定提供服务、扰乱学校教学等问题的培训机构将被取缔。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更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为加大工作督促力度,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建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进行曝光,并启动问责。
未知是最大的风险。在「双减」政策落地后的半个月内,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已被消除,教培行业剩下的便是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变与不变。
对于站在制度笼子中「跳舞」的校外培训机构而言,什么变了?从本质来说,教培行业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业务的价值与定位,由资本利益驱动的一门生意转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有益补充」。
什么不变?从 5 月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再到 6 月教育监管司成立,一系列文件、细则的发布,都代表着国家对教育改革不变的决心。当前教育行业的大背景「语境」是「防内卷」、「防资本绑架」、「解决内循环」和「解决少子化」。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势必将让教育回归「民生」初心,回到「育人」根本。
而教育是价值的创造,这个永远不会被满足的市场,在「双减」落地之后,面临着一次彻底的价值重塑。过去,K12 教育一度被视为教育领域里最长且最大的赛道。据艾媒资讯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 K12 课后辅导市场规模达 4830 亿元,2020 年达 4830 亿元,预计 2021 年将达到 5710 亿元。但当下,K12 学科培训赛道被重压,一系列如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智能硬件、校内外托管、家庭教育等赛道崛起,这每一个覆盖百万用户的市场,每一个不被资本定义价值的领域,都值得去全力以赴地创业、投资、探索、重塑。
(作者:多鲸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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