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双碳”目标的推进将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影响中国未来40年的发展方向。
气候变暖箭在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对之策
21世纪经济报道:“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积极措施。全球变暖最直接的影响是气温升高,改变降水分布,在造成干旱和洪涝的同时,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此外全球变暖还有哪些危害应该引起重视?
陈文辉: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度每上升1℃,谷物产量就会下降17%。受全球变暖影响,我国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2020年,我国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6346万人受灾,今年河南遭受超历史洪灾,郑州等特大城市陷入瘫痪,数千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河南作为我国农业大省,此次洪灾造成1450万亩农田受影响,其中550万亩绝收。
全球变暖还会导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在南北极的永久冻土中冰封着多种史前微生物,随着冰川融化再次复苏,可能引发全球疫情。据气候学家估算,若全球气温上升1.7℃,海平面将提升30厘米。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世界级的大都市几乎都是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将严重威胁沿海城市和岛屿的安全。以上海为例,未来30年,上海濒临的东海海平面可能会升高7.5到14.5厘米,部分沿海区域将被淹没。
当全球温度升高超过2℃时,将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造成生物多样性断崖式下降。近期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如果人类没有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到 2100 年,陆地生态圈中的 38% 的地区和海洋生态圈中51% 的区域将受到严重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80%以上的主流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并致力于研究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全球变暖是否已经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并从科学共识变成了政治共识?
陈文辉:学术界对全球变暖的研究已有近200年历史,目前支持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占据绝对主流地位。而民众感受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推动全球变暖形成政治共识。
欧洲民众是最先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危害并积极采取行动的群体。欧洲以岛国和沿海城市为主,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威胁到大多数人的生存。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欧洲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未来的生存环境非常担忧,他们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司法和选举。今年5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德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从2050年提前至2045年,并提出了更严格的减排目标,寄希望于新的减排目标能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美国民众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左右摇摆,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代表了当前的主流民意。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尽量减少气候变化问题对产业发展的束缚。而民主党则代表关注气候变化对未来生活环境影响的民意,每届政府都会留下很多“绿色遗产”。但随着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研究达成共识,两党政治精英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相信拜登政府任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美国主流民意,往后共和党政府很难在气候问题上再开倒车。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双碳”目标,有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共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020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做出“双碳”承诺。在此之后,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碳中和时间表。截至2021年初,已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65%以上和世界经济70%以上,都做出了碳中和承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已在政治层面达成共识。
21世纪经济报道: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各国政府出台的全球变暖应对措施?
陈文辉:气候变化是一项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协调,需要国际合作。2016年签署并生效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目前共有189个国家加入了《巴黎协定》。
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2050欧盟绿色新政”,以“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推动全局性转变的抓手,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包括能源、产业、建筑、交通、农业等各个领域重点行动,明确了能效、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立法计划以及每年新增2600亿欧元绿色投资的资金保障机制。此外,欧盟建立了全球领跑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碳交易额占全球碳市场份额的87%。
欧盟各国也分别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亮点。德国政府2020年宣布,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从2050年提前到2045年;同时计划为能源转型提供巨大的经济补贴,将1300亿欧元刺激资金中的1/3用于公共交通和绿色氢开发等领域。法国2015年在签署《巴黎协定》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并在此之后提出“国家低碳战略”,依法构建了国内绿色增长与能源转型的时间表,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增长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碳中和实践的国家。英国政府于2020年宣布了一项涵盖十个方面的“绿色工业革命计划”,包括大力发展海上风能、推进新一代核能研发和加速推广电动车等。该计划将动用超过120亿英镑的政府资金,预计2030年时带动3倍以上的私营部门投资,建立适应未来的绿色产业。此外,英国还启动了440亿美元的清洁增长基金,用于绿色技术的研发。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虽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是许多州和企业低碳转型力度未减。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已正式重返《巴黎协定》,并承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让美国实现碳中和。近日,拜登签署行政令,设定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50%的目标,倒逼美国汽车产业的新能源化转型。
日本政府针对包括海上风电、核能产业、氢能等在内的14个产业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发展任务,并计划通过监管、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超过2.3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资绿色领域。
中国政府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并对203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程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森林蓄积量和新能源装机量等量化指标做出具体承诺。2021年,中国政府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写入“十四五规划”。历经十年的地方碳市场试点工作后,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首批纳入碳市场覆盖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当前,“双碳”目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都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和平崛起,气候合作是中国的破“围堵”之道
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了减碳难度。但在127个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中,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平均时间是43年,而我国计划只用30年。在我国“双碳”目标的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虑?这是否能理解为这是一种大国担当?
陈文辉:中国政府提出“双碳”目标,一方面是基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机遇,将会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实现“双碳”目标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碳101.7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8%,几乎相当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据有关专家测算,若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全球碳中和的时间将提前5-10年,温升目标可降低0.2-0.3℃。这对坚定各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决心,共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但中国累计和人均碳排放量并不高,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彰显了大国担当和对人类命运真诚关切的天下情怀。发达国家上世纪已完成工业化,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进程,承接了发达国家高能耗产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全球绝大多数商品的制造,但从累计碳排放量来看只占全球的12.7%,约为美国的一半。人均碳排放量仅有7.28吨,排在全球第44位。《巴黎协定》强调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学者据此估算了各国享有的“碳配额”,美欧等发达国家早已透支了其“碳配额”,目前处于“碳负债”状态,而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碳配额”可用。发达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是其应尽的义务和历史责任,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双重压力。而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一种自主自愿的“公益”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同时,人类社会正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跃迁。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我国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抢占先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21世纪经济报道:我国落实“双碳”目标,从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底气在哪里,中国具有哪些优势?
陈文辉:首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中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发展低碳产业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产生冲击,特别是化石能源产业,在工业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转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此外,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据有关机构测算,要实现《巴黎协定》温升控制目标,全球每年需投入2.5-2.8万亿美元,意味着各国每年要拿出相当于GDP 3%的资金投入到绿色低碳转型中,无论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本,没有形成高度的社会共识,很难完成这一投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是多党制政体,各党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当代表化石能源利益的政党执政时,绿色低碳发展的进程就会放缓,甚至倒退,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的制度优势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的难题,中国坚持一党执政,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就会全力以赴、坚定不移的去推动。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财政资金、国有资本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绿色产业,为低碳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很好的范式。
此外,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重构基础产业,中国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来看,作为基础设施的能源和交通行业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因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首先要构建新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交通。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早年持续的财政补贴,我国在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取得明显的先发优势。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拥有蔚来、理想、小鹏三家造车新势力,比亚迪、长城等传统汽车生产商也在积极转型,推出了深受市场认可的新能源车型。除了美国特斯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将国外汽车生产商远远甩在身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拥有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电机、电控、电池等核心部件都已实现自主可控,且在一些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新能源电池为例,宁德时代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出货量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目前占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成为万亿市值的企业。比亚迪电池中国第二,全球第四,约占全球7%的市场份额。
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是绿色低碳转型必要的基础设施,都是万亿级的大市场。中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前沿技术系统布局,以我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已形成。中国企业有望告别组装代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实现价值链的跃迁,成为技术、设计和品牌的输出方。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关注另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领域——工业。中国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总排放量的40%,与能源行业相当,但大多数工业减排技术仍处在研发阶段。中国企业要想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中占据价值链顶端,必须要加大清洁技术投入,率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中国的日益强大令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非常担忧,一场遏制中国崛起的逆全球化行动正在酝酿;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则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会成为西方各国摒弃成见、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契机吗?中国应该如何把握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机遇?
陈文辉:当前国际形势严峻,西方世界正在采取一切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封锁,而气候合作正是中国的破局之道。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着人类前途和未来,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中国合作。近期,来自全美各个地区和行业领域的40家机构,联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摈弃对华敌对态度,优先推动多边主义、外交及与中国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与中国开展了紧密合作,2020年9月,中欧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今年以来,中法德三国领导人已召开两次视频峰会,应对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议题,将成为中欧合作的重要支柱。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全球合作,可减轻中国崛起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中国在与西方世界开展气候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高层对话机制,避免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推动清洁技术研发,逐步打破西方对我的科技封锁;向欧美等国出口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加大经贸合作和利益绑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一定要打好气候合作这张牌,从容应对西方世界的“围剿”,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21世纪经济报道:党中央指出,实现“双碳”目标要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这对中国经济社会而言,将会发生怎样的系统性变革?
陈文辉:第一,推进“双碳”目标有望解决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6.3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2%。进口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前五大国占了进口总量的75%,中东局势动荡时刻威胁我国能源安全。此外,90%的进口原油需要海运,其中绝大多数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战事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将很快陷入原油短缺,导致工业和运输瘫痪,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加大天然气进口力度,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2019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与此同时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达到了43%。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2014年中俄签订30年天然气供应协议,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的用气安全,但2044年后能否续签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加快发展可持续能源,推动能源转型,既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若“双碳”目标顺利实现,206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下降到15%以内,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第二,推进“双碳”目标将带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约占1/3,排放了40%的二氧化碳。工业碳排放强度是服务业的3-4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有利于我国整体碳排放强度下降。但实现“双碳”目标仅仅依靠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推动工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及高碳行业。目前,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85%,可再生能源占15%,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要达到85%,化石能源仅占15%。这意味着未来40年,光伏、风电、水电、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和新能源汽车、清洁技术等绿色低碳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煤炭、石油、传统汽车等高碳产业将逐步萎缩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后,制造业的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成本是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生产成本足够低,就能以更低的售价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而生态文明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制造业要尽可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实现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得益于便宜的劳动力、齐备的产业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竞争中立足,但激烈的价格竞争让企业不敢进行长期投入。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低、生产方式粗放、附加值低等问题,亟需转型升级。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碳交易市场不断扩大,碳税的预期也越来越强,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高的碳成本,最终被市场淘汰。而加大对现有产线升级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加强精细管理,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耗水平的企业,将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龙头。更重要的是,为达到“双碳”要求,目前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被重新定义:按照循环利用的理念设计,选择环境友好型新材料,采用清洁技术和“零碳”工艺。
西方积累了数百年的工业流程面临重构,发达国家老牌企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和中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国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只要率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就能在设计、技术(专利)等环节取得先发优势,从而跃居价值链顶端,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进“双碳”目标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空间格局分布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低碳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深刻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碳”之于地球正如“糖”之于人类,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都偏好高糖的食物,但如今大家都提倡清淡饮食,以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样,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物质充裕,人们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高,低碳理念会向健康理念一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自发的认可和践行。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价格,也会关注商品的含碳量。开大排量豪车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种缺少环保意识低素质的表现。父母教育孩子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减碳。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重构现有生产体系。
低碳产品与现有产品从设计理念到生产方式都有明显区别,将对现有生产体系产生颠覆式影响。生产传统产品成本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而生产低碳产品,要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低碳企业早期的经营目标是成本可控范围内尽可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碳足迹”的最小化,逐步过渡到“碳足迹”为零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低碳生产需要清洁能源,采用更多的清洁技术,这都需要对现有产线和生产流程做出相应调整,以满足低碳生产的需要。例如3D打印在碳排放和节约资源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但目前成本比减材制造要高,传统企业不会采用,但低碳企业有很强的动力率先试用。此外,员工的激励考核机制也要与低碳发展相适应,以前只考核业绩,现在要将碳排放纳入进去,生产各个环节都要为减碳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的低碳转型。
低碳生产将重新定义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从而引发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以电解铝为例,传统电解铝企业多分布在山西、内蒙古、新疆等产煤地区,煤电价格便宜,公司成本优势显著。然而近期,有公司将主要产能迁往云南,利用水电生产电解铝,以满足客户对产品低碳的要求。光伏作为未来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发电成本还有很大下降空间。金属冶炼需要焦炭做还原剂,因此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要实现低碳生产必须用绿氢(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的氢气),当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和对低碳产品需求增加相交汇时,绿氢将取代焦炭成为冶炼工业重要的生产原料。鉴于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成本都非常高,可以预期金属冶炼产业将向光伏集中的西部地区迁移。另外,产品的碳足迹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产业链的分布也会发生改变。极低的海运成本是全球化分工的基础,但海运减碳的难度非常大,若按照现有产业链,在全球各地生产并组装,仅运输环节就会产生很大的碳排放。未来,为生产低碳和“零碳”产品,现有产业链将出现整合,向核心生产环节聚集,以减少和消除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作者:袁新韫,见习研究员谭颖怡 编辑:李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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