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通过分配正义，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为中国共同富裕政策做了全面的准确的定义。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只有通过发展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更好地分蛋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不是在发展中拉大收入差距。

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勤劳创新致富，需要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中国近期针对教育、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创新环境等推进改革的主要原因，激励人们参与勤劳创新致富。

会议也强调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这一点从改革开放至今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不会回归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鼓励个人创富，但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政府则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前提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会搞超出能力的福利承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提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而不是包办一切。

分配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制度方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在分配格局方面，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分配政策存在的争议是，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但大城市由于生活成本过高，被认定为高收入的群体实际上并不享有“高收入的生活”；另一方面，真正的富人群体不用缴纳多少税收，比如资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实际缺位，使得个税在调节分配的时候主要针对中等收入者，而他们是拉动消费的主体。分配的关键应该是缩小两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靠城市中等收入者消费拉动，抑制城市中产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增加资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有人担心富人转移资产，影响社会创富热情，表现出投鼠忌器倾向，但不征收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在消费方面，富人消费更大程度上是拉动进口商品和服务，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中国已经降低某些奢侈品关税，对外开放服务业，希望将富人的消费留在国内，由于疫情冲击，这一计划并未显示出明显作用。

改善社会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应该着眼于发展和创造。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利益调整会对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小心应对。首先，依然是鼓励消费，但大中型城市地租较高，商业成本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高，削弱了市民购买力，抑制服务业工资水平。当然，居民部门因地产而产生高杠杆率对消费限制最大，或许应该适度降低过去10年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减轻利息压力。

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形成很强的市场效应，但扶贫效果会很明显，关键还是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吸收更多农民工入城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重点鼓励和要求东北等发展滞后地区通过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提高内生增长动能，国内还有众多“经济塌陷区”，不能任其坐等帮扶，要主动改善治理，用市场的办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中国人传统上以衣食住行以及节日消费为主，文化部门要承担起引导产生新生活方式与新生活理念的任务，创造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消费的渗透性和广泛性。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文化性消费就会爆发，中国潜力巨大。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富裕，文化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和责任，应该催生新生活理念，引领精神消费，吸收更多的大学生创造性发展，做一块更大的蛋糕。

（作者：张立伟 编辑：李靖云）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