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健谈｜独家专访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要培养扎根基层的人才，医改应强调术业有专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施诗 济南报道 从国有医药企业到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再到如今的中国医院协会、全国政协，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老兵”，方来英无论身居何处，始终心系百姓、心系基层。

“我跟着全国政协跑了不少地方，实实在在看到了进步。我们要承认有进步，但是仍有问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基层缺人才。”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方来英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

他建议，国家需要加强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地扎根于基层的医疗卫生队伍。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对此，方来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需要明确未来中国公立医院系统的目标。围绕该目标，每个层面的医院都应该有符合自身定位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狭隘地看待“高质量”。他还认为，医学人才培养亦是如此，需要多样性，做到“术业有专攻”。

此外，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人工智能、手术机器人的运用日益增多。那么，医生是否会被替代呢？方来英向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会给我们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可以做很多事情。”

需要培养能扎根基层的人才

《21世纪》：据我了解，您一直很关注基层医疗的发展。您觉得我国现在的基层医疗存在哪些问题？

方来英：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近年我国基层医疗迅速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基层医疗对因病致残、因病致贫群众的帮助。中央和各地下决心要解决基层医疗问题，目前我们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我跟着全国政协跑了不少地方，实实在在看到了进步。

我们要承认有进步，但是仍有问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如何培养一批适应国情、能够在中国偏远地区及基层农村工作和扎根的人才。我们的基层缺人，那么我们相应地就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一些政策。现有的晋升要求到基层服务、点对点支援，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这些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根本措施还是需要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在农村扎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这方面的政策，我觉得国家还需要加强。

《21世纪》：我国东西部的医疗资源是非常不平衡的。您觉得除了人才这个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方来英：绝对平衡是不可能奢望的。但是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资源布局的问题。大家经常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看病是难，千万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挂号难”，这是不够的。尤其对于我们管理者来说，“看病难”其实体现首要的问题就是资源布局。

资源布局的问题是第一，医学人才问题是第二。国家是不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去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高水平的医疗机构是不是要去调整布局建设？从国务院关于高等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文件，包括“十四五”的规划可以看出，国家在这方面是有花大量的精力去做的。目前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新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和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对中西部是非常关键且必要的。

医改需强调术业有专攻

《21世纪》：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方来英：在讨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首先，要确认未来中国公立医院系统的目标。所有的措施都应该围绕着医改明确的这个目标去进行。宏观地说，如怎么解决老百姓所谓的“看病贵”的问题，怎么在“健康中国”战略当中体现出医院的作用，国务院文件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从认识上，我们要更清晰。

第二点，对于任何一个层面而言，都要有高质量的发展。一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医院，都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挑战。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产物，不只是局限在对于大型公立医院高质量的讨论，我们应该更全方位地去思考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不同层级分别怎么转型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点，当我们讨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千万不能局限于技术方面。比如，一家医院的医生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做了多少国际领先技术的手术，都需要有针对性地看。对于某些医院，比如国家医学中心，需要引领这个行业的创新发展；但对于另外一些医院，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常见病的治疗、诊治问题，那么这些医院首先要做的是把病治好，再去研究创新发展；对基层社区医院来说，首要任务是要把全科医学，也就是所谓的“健康守门”的作用发挥好。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不能狭隘化地思考什么是高质量。

最后，要思考社会对医院的要求。尤其从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来看，医院的任务不仅仅是医疗，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和任务。比如，我们能看到许多医院在推动大众健康、在健康知识体系的普及上有所贡献。在公共卫生体系当中，对医疗系统的定位是什么；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利益至上，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理念过程中，具体要落实的国家政策是什么，医院都要考虑。公立医院的“公立”二字，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医院，还是国家政策的工具——不只是简单的看病，还要落实国家政策。这些都应该是在我们高质量的发展背景下进行思考和统筹的。

《21世纪》：您刚刚提到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医院可能注重要学术论文的发表，另一部分首要任务是看病。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也应该分层？

方来英：对医疗本身来讲，我们需要多样性。从教学来讲，有些人的培养目标是做临床医生，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能够诊断准确，采取更适合病人利益的方案，最后达到治疗目的。农村常说一句话是看病要“看好”，有些病虽然没有办法“看好”，但是要做到便利的最大化。当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要成为医学科学家时，那么就会更多地偏重于研究基础和创新。我们是螺丝钉，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有效的部分，不存在高低之分。如果是科学家，能去创新、去发SCI文章，这是很好的。如果是医生，那么手术做得精准、漂亮，这样也很好。如果是内科医生，那么可以尽量地使用各种药物帮助病人康复得很好，这也是很好的。所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肯定需要走在不同轨道上的人才。我想强调，社会要让大家能够接受一个认知——在不同轨道上，我们都会有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也都是成才的方式之一。

《21世纪》：我们的医学教育体系有没有可能借鉴下德国或者美国培养人才的体制？

方来英：中国人恐怕要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完全地去学、或者抄袭别人在中国可能难以成功。因为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完全套用美国的教育，或是像过去用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可能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当然，国际经验肯定是要借鉴和学习的，但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路。

我们东西部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巨大，因此在医学人才供给上可能就要选择不同的道路。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国家医学中心大专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培养乡镇医生。如果没有村医，没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院的基层医生，那么我们不能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完整的卫生系统。这也是我们过去取得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但肯定不能抄袭。

我们现在整个医疗体制里有乡镇的问题，也有城市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分级诊疗。当前分级诊疗的情况有很大进步。比如我生活在北京，我们的社区能接受的诊疗量一直在增长，所以它总体而言是有所进步的。当然，还不能完全如人所愿，这其中也有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许多同志对分级、对基层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基层确实有基层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拿三甲医院的医疗水平跟基层的医疗水平比较。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让一个做粤菜的师傅，去山东做干煎丸子这种典型的卤菜，他未必会做，反之亦然。因此，当我们比较三甲医院和基层医疗时，大家虽然都是医生，但是他们是不同专业的，任务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层医生和专科医生，也是全科医学和专科医学的代表，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和学术体系，这是大家需要认识到的。

第二个问题是医学服务体系的构造实际上只要一个强大的基层服务。大家看病时都说希望找最好的专家，但是大家要知道最好的专家一定是少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问题。而在资源稀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对于商品来说，可以通过价格来分配。但对于公共品牌来说，就必须要去讨论分配方式是不是公平公正，以及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分配方式。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分配是依靠价格或时间。比如，通过专家费、特殊服务费，或者花费时间去排队，今天排不上就明天排，排三天不成就排六天。我们采取了许多改善措施，比如预约挂号，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源的供给量，解决不了供给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疾病本身，是病人的病情需要谁来为他去治疗，而不是让病人自己瞎猫撞死耗子一样地去找，听说谁好就去找谁。其实很多时候，病人到医院了以后会发现，顶级专家的专业医学分科都分得很细，有可能找到的“专家”根本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即术业有专攻。这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分级服务，确保我们的社会成员能够得到最适合的医生——不是最好、最大牌的专家，而是最适合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基本模式变化。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突发传染病的挑战，但总体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是慢性问题。肿瘤、心血管、脑血管三类疾病位于致死率前三位。而这三类病总体来说，需要长期坚持治疗。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管理团队能够帮助病人实现长期坚持治疗，不断地对病人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监测，必要的时候请专科医生给出新的治疗方案。谁可以来承担这个任务呢？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社区。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支撑队伍，去实现分级诊疗。这个方面，还是有待社会进一步地统一提高认识，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

数字技术将为医疗行业提供更强大的武器

《21世纪》：自疫情暴发以来，关于数字化的讨论很多。您觉得数字化在分级诊疗当中会起什么作用？

方来英：我们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术业有专攻”。其实还有一句古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会给我们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可以做很多事情。人们常说，是数字技术引起了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变革，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不少医院开始考虑智慧医院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医院在服务上用了许多数字手段，很受市民的欢迎。过去化验单病人需要等三天或者一个礼拜去医院取，但现在通过社交软件或者医院APP就可以推送给病人。现在也有不少人在研究用药监测，即检测病人是否在按期用药。病人不喜欢按时吃药，是会影响疗效的。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也要考虑如何去实现数字化的服药监测过程。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药品配送能不能通过电商来进行。

其次，我觉得医疗技术本身也在广泛地使用数据技术。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在5G状态下，我们对机器人的使用，也就是远程手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不仅有远程的机器人，我们的手术装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普通诊疗系统里，我们发展得也很快。比如，在影像辅助诊疗系统方面，计算机可以实现对片子的初审，这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也提高了诊断精度。而且这些系统都有自我学习能力，它可以不断地根据文献去丰富自己。当医生遇到一个症状，要查阅材料时，过去要用厚厚的一本诊断学书，但现在一个软件就能解决问题。在这些方面，数据技术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在医学教学方面，以牙科医生训练时用的3D模拟虚拟器为例，虽然牙科医生手上什么都没有，但模拟器会给出各种情况，比如遇到阻力时应该怎么钻、怎么打孔、怎么填充。操作不当的时候，模拟器也会提示“你失败了”。如今医学教育上也广泛地采用医学的模拟机器人。我们甚至有向公众开放的医学数字技术产品，可以培养老百姓的急救意识，比如怎么做人工呼吸、怎么做心脏的体外除颤。在个人健康中，计数器不仅可以记录步数，还可以反映人的睡眠状态。人们可以24小时穿戴血糖监测仪，并对血糖进行监测。

此外，数字技术也可以应用在医院管理，如电子病历系统、物流系统等。我们现在去医院住院，会发现医生就诊时拿着平板电脑、给住院病人进行检查的护士手里也拿着平板电脑。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遇和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便利条件。同时，医学科研里面也有大量的数据研究植入。这个案例也很多，如今做手术时，医生可以先拿3D模型做手术，而不是仅仅只看一个片子，这都是数字技术。

我觉得在医疗领域的发展中，智慧医院的建设会赋予我们这个行业更强大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果断地行动，一定要跟着技术发展。

《21世纪》：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数字化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取代医生？

方来英：我觉得不会。第一，至少在技术上，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多数方面的认知还很肤浅。第二，医生们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诊断，看病，给药做手术，医生还会给予人文关怀。我们尊崇的医学格言，首先就是要去关爱，给病人以安慰。从这一角度来说，医生这个行业也是个常青树，不可能完完全全被取代。第三，我觉得至少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准则尚未能调整到完全地靠所谓的“数字技术”去解决问题。比如，影像诊断系统如果出现假阴性，医生的逻辑是在看完这张片子之后，认为没问题。但如果医生没有看见机器判断，最后出诊断的是医生，那这个时候的法律责任、道德伦理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都还有待于社会发展当中，逐渐地重新调整和确立，并且把这些问题逐步地建立起规范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觉得不太可能没有医生。

要把传染病防御、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制度化

《21世纪》：从疫情暴发至今，我国公卫体系备受关注。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公卫体系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方来英：大家现在讨论的其实只是公卫体系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集中讨论的都是疫情中的传染病。但我想说，公共卫生可不仅是一个病，有一个更大的概念。先说传染病。这一次疫情防控，我觉得中国人做得漂亮的地方、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于社会动员和组织。如果没有我们强大的社会动员和制度，防疫措施实现不了那么好的效果。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新型传染病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把传染病防御、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制度化，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卫生专业人员或仅仅一个卫生专业部门能完成的事情。这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共同配合。此外，如何实现机制的智能化也是个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已经关注到，有关部门也在努力，要形成一个多点信息的触发机制。我们现在所有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我们过去遇到的，比如奶粉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医生先发现的。我们过去有一些报道，如通过药品销售市场的变化，反映该地区疾病流行状态的变化。对这些多点信息，如何进行汇总分析，也是个挑战。从信息报告的角度来讲，如果报告层级越多，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时间就会越长。那么怎么去压缩？这不仅是要给医生赋予更多发现的权利，让医生能够真正地实现直报系统、压缩报告层级、减少过程当中的失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有时信息报告和管理系统是存在内在性的冲突。

第三个问题，成立国家疾控局是重视传染病，是在疫情背景下的一个安排。那么，如何让这个组织机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全社会防控疫情的能力，并与现存体系有效的进行转换，我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浓缩”之后，就是大家平常要怎么样预防。任何一个传染病都是在医院开始的，不管是传统的传染病还是新发现的疾病，都是医院发现的。但是医院发现之后，如何与像CDC这样的专业机构、公卫专家，以及整个系统更顺畅地磨合、良性地结合和运行，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有效地去分析、把握这个问题所在。

如果从更广义上的角度去关心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效的知识传播。我们要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识。大家现在的健康意识比过去强多了，但是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满足社会成员对得到更有效的健康知识的迫切希望。这个健康知识是权威的、是科学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当专家跟普通市民讨论一个专业性问题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大家听得懂？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我觉得如何落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在城市规划当中，考虑健康问题，这是不是要投资步道的建设、自行车道的建设、绿化的覆盖面积？如何把健康概念融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里，值得我们考虑。当然不光城市，其他方方面面亦都如此。市场的主要产品、水的质量都是问题，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要考虑的健康管理。有效的健身也是，目前深受大妈们欢迎的广场舞，虽然广场舞对健康有好处，但也要考虑是否会有不良的影响。此外，医学自身也有空白的地方，这甚至包括医疗体系很关注的临床康复训练。最后，临终前的高端养老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公共卫生是一个大院，但是在现在的背景下，大家可能只关心呼吸道传染病的情况，但其实传染病也不仅有呼吸道的，还有许多其他部位的疾病。

《21世纪》：您曾建议要建立一个国家防疫官的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方来英：其实就是强调“专业”这个概念。在防控病毒传播这件事上，防疫官的设置是为了专门谋划和指挥关于疫情方面的事情。至少在卫生行政部门特设这样一个岗位，有特殊的工作权限，特殊的薪酬和绩效设计。这不完全等同于公务员，应该是一个专家或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疫情的平时，要做预测研判和分析。人类不仅受到传染病的威胁，还有代谢病、慢性病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基础工作、指导工作，目的就是早预警、早发现、早干预。

（拍摄、剪辑：沈奥凌，实习生梁旭琦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施诗 编辑：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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