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Compact）首次提出ESG概念以来，ESG理念逐渐融入到金融机构的业务范畴，成为全球范围内投资者热门讨论的话题。
日前，证监会上市部主任李明表示，证监会研究健全ESG信息披露制度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李明表示，ESG信息披露既要积极也要慎重，要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积极稳妥进行。
那么目前，我国的ESG标准和国外ESG标准还存在哪些差异？
国内外统一的ESG评价是否存在？
如何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ESG标准？
金融业应如何加码ESG投资?
针对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美国银行中国区行政总裁王伟，美国银行在亚太地区有着丰富的ESG债券承销经验。
王伟表示，ESG的价值不仅仅是发行人设定的第一套气候目标，或者发行人的首只ESG债券的价值。一旦发行人开始讨论ESG话题，就不断有正面的连锁影响。预计更多发行人将开始发行ESG债券，制定并更新ESG相关的目标和指标。
《21世纪》：目前国内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政策促进ESG投资的发展，但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就目前情况，国内ESG标准与国外ESG标准存在哪些差异？
王伟：每个市场、行业和产品都是不同的，但是这必须适应身处的国家、行业的背景和发展道路，并不存在可比性。
其实，ESG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一样，国际标准也还在完善中。
以美国银行实现净零排放方面的合作及披露为例。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与四大会计事务所合作制订了一套ESG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披露规范。这些指标由领先的ESG标准制定者编制，这些度量标准包括四个类别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人、地球、繁荣和治理原则。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近100家全球性公司已同意开始使用这套指标，还有更多的公司正在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使用这些指标。
这套新指标是基于TCFD制定的现有标准而编制的。制定一套统一的指标，通过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做法，也有助防止公司只选择和披露对他们有利的数据。最重要的是，投资者将更容易看到那些公司正在取得进展，使公司和投资者的目标保持一致。
《21世纪》：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覆盖披露、评估和投资的有机衔接流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机构参与到ESG评级中。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伟：我相信，在10年内，可持续的发展将渗透到很多企业的业务经营方方面面。企业将走向碳达峰、碳中和，这一转变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科学积累。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机构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满足客户和投资者，对可持续金融日益增长的需求。举例而言，当金融机构帮助客户发行绿色主题债券时，为客户筹集的资金将由第三方进行评估。
声誉是企业改善财务披露并维持投资者对其信任的另一个激励因素。对美国企业来说，根据MSCI ESG评分，“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债务成本差距可能接近200个基点。
ESG仍在不断规范的过程中，而且肯定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的报告和规范化水平，以及与业绩相关的更有力证据，将推动ESG获得更广泛的认可。这两者都需要时间。然而，在投资者以及监管方面的及时帮助下，这一步伐可能会加快。
《21世纪》：中国正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如何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ESG标准？如何在标准的统一化与多样化之间取得平衡？
王伟：披露和标准应该以科学为基础，在计算和测量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可采用统一的方法。
每个市场、行业和产品都是不同的，都必须适应身处的国家、行业的背景和发展道路。
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展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中国碳市场先在不同地区开展试点项目，在大多数国家才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已率先向其他国家展示如何开展试点项目，在多样化之间取得平衡，逐步发展全国碳排放市场，建立统一机制。
《21世纪》：你如何理解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的关系，ESG投资和普通的投资有什么不同？
王伟：ESG投资体现了使用非金融因素的概念，这些非金融因素将企业的环境影响、社会影响和治理属性纳入考虑。ESG跟普通投资的区别体现在这三方面的投资。
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两年，ESG投资策略出现了显著增长。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追踪的1900多只全球ESG股票基金，其管理资产规模在5月份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增长速度是两年前的3.5倍多。截止至2021年5月，每10美元的全球股票，就有近3美元流入ESG基金。发展迅猛，前途很好。
《21世纪》：全球ESG投资热度高涨，其原因是什么？
王伟：我可以谈谈全球ESG投资环境转型是如何加速的。
公共政策势头方面，已有超过122个国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去年，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91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推动欧盟生态标签、欧盟绿色债券标准、报告标准、资本救助计划对环境可持续的经济活动进行分类。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加入“净零排放资产管理公司倡议”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管理的36%。将ESG纳入投资策略，可以增加回报并降低风险。“良好的”ESG=25%的溢价。根据2007-2021年期间的MSCI数据，ESG评分为前五分之一的公司较评分为后五分之一的同业目前有约25%的交易溢价。
企业更有动力，私营企业过去一直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视为一项公益工作，但这种方式逐步发生变化，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MSCI所涵盖的公司中有超过29%的企业披露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全球最大的2000家企业中，有超过400家公司制定了“净零排放”目标。
最近，评级机构增加了对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关注度：标准普尔将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全行业风险评估从“中等”上调到“中等偏高”，“能源转型、价格波动和盈利能力下降导致油气生产企业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投资者、消费者、客户日益重视ESG的原因之一。目前大量财富正在从50/60后转移到80/90后，而80/90后在投资和高层领导职位方面都日益成为决策者，也愿意承担更多社会和环境责任。
《21世纪》：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部分，缺口需要靠市场弥补。能否介绍一下ESG投资和相关金融产品，特别是目前在全球的发展情况和一些令人鼓舞的数据？
王伟：在我看来，资金缺口需要全民ESG，政府、个人、企业都需要关注，助力可持续发展。政府的资金是个点，以点带面，以政策支持带动企业、全民的关注和投资。
中国在多个新兴技术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等。为引导更多的绿色投资需求，中国7月推出全国碳交易市场，既鼓励低碳企业增产或企业多减碳，也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技术创新及减排的经济活动;包括信贷债券在内的绿色金融，进一步降低清洁能源和技术项目的融资成本，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化。
全球ESG贷款规模已发展到与机构贷款市场同等的规模，2006年以来发放的ESG贷款达到13万亿美元。ESG贷款自2016年以来达到58%的复合年增长率，2018年以来增长了3倍。
同时，ESG相关债券发展迅猛，从2015年至2020年，全球ESG债券发行规模已经增长10倍以上，市场规模将于2021年突破9000亿美元。
ESG的价值不仅仅是发行人设定的第一套气候目标，或者发行人首只ESG债券的价值。一旦发行人或者其竞争对手开始讨论ESG话题，就不断有正面的连锁影响。我们预计能够看到更多发行人发行ESG债券，制定并更新ESG相关的目标和指标。
《21世纪》：ESG投资已成为金融市场焦点，银行业应如何加码绿色金融？外资行能够从哪些方面来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
王伟：以美国银行为例，分享一些我们在中国以及海外市场中实现低碳减排方面的进展。
我们在环境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尽量降低美国银行的运营对气候的影响。减少设施的碳排放,购买100%可再生电力,以及从美国、南美、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购买碳补偿，帮助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推动重新造林。
在中国，美国银行于今年6月份将上海的办公室迁往上海国金中心二期。新的上海办公室的多项设施可以提升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为实现融资活动、运营和供应链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为业务和供应链制定了2030年前将实现的下一套目标，其中包括确保全球70%的供应商设定温室气体减排或可再生能源目标。
在中国，美国银行为多家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和绿色能源公司进行了股权及债务融资。此外，2019年以来，美国银行为多家中资银行分行执行了多笔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和绿色贷款融资交易。此外，美国银行还可以结合客户ESG相关贷款或债券融资的条款要求，为客户进行利率或汇率套期保值。
《21世纪》：今年7月全国碳交易市场开启，引导金融机构进入以提高其活跃度成为热点话题。以美国银行为例，商业银行可以如何参与碳市场，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伟：全国碳交易市场于7月16日正式开始在线交易，市场参与者主要是企业，以现货交易为主。美银全球研究部认为，中国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碳价格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意味着市场潜力巨大。未来10年，市场的重点将是在中国碳市场交易。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也会引入做市商的机制，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期权、期货产品，提供不同期限结构的合理定价,商业银行的角色必不可少的，促进市场发展。
另外，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注重碳排放，希望提前实现碳中和，我们看到自愿碳排放市场也活跃起来，例如购买天然气，买方可以要求碳中和的天然气，出售方需要去购买自愿碳减排的项目认证抵消产品中的碳足迹。银行可通过购买自愿碳补偿来帮助企业，鼓励企业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调动资金，向低碳经济过渡。
除此以外，碳排放未来成为国际贸易要考量的一件事，比如欧盟考虑自2023年起对钢铁、铝、水泥、化肥和发电5个行业的进口产品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出口到欧洲的厂商就需要考虑提前在国内抵消其排放量，或者以碳税、配额的方式支付碳排放的成本，美国银行作为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掉期和衍生工具的做市商，可以为客户提供相应的衍生产品，规避国际贸易中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碳价格波动风险。
《21世纪》：国际上已经有国家或地区采取了碳税机制和碳市场机制相互协同的方式，如果要进一步引入碳税机制，你认为将以哪个为主？
王伟：碳税通过定义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税率或更常见的是化石燃料的碳含量，即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价格，直接设定碳价格。
碳排放交易则是排放方可以通过以交易碳排放单位，以实现其排放目标。为了以最低成本满足其排放目标，排放方可以实施内部减排措施,或在碳市场上购买排放单位，具体取决于这些选项的相对成本。通过创造排放单位的供求关系，碳排放交易系统确立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价格。
碳市场、碳税机制两者都有效，各有所长，各有所用。
(作者：李德尚玉,戴浩冉 编辑：李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