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健谈｜普华永道思略特蔡景愚：三股驱动力正重塑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施诗 上海报道 进入下半年以来，A股医药板块陷入持续调整。不少分析认为，此轮调整源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的一则通知。7月2日，CDE下发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引发了生物医药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

《指导原则》指出，药物上市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患者的需求。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抗肿瘤药物研发，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都应贯彻以临床需求为核心的理念，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

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蔡景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集采无禁区、CDE新规等的确对很多企业的收入或者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是，改革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利益重构。我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向着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在挺进。”

蔡景愚补充道，CDE此举意味着政府不再用僵硬的行政指令干预企业行为，而是再次强调从临床价值出发调整资源分配、引导市场竞争朝着未被满足的需求去走，让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

随着集采的常态化，“价”与“量”成为摆在跨国药企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对此，蔡景愚认为，跨国药企面对集采的破局之道在于从单一产品扩展到产品组合。“如在同一条赛道有其他新产品，可以降低一个老产品的价格打开公立医院大门，阻击更多仿制药企业入局。再用同一团队同时推广新老产品组合，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

蔡景愚还认为，尽管在多方利好消息的支持下，药企间的并购和收购日益增多，但是制药行业难以出现垄断性药企，主要由两个原因决定：一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会重塑竞争格局；二是药品生命周期有限。

“三医联动”实现真正“医改”而非“药改”

《21世纪》：近期A股生物医药板块经历了一轮回调，多个龙头企业股票大跌。引发回调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受医改影响？

蔡景愚：用短期股价涨跌判断行业前景是有偏差的。任何一个行业总有波峰和波谷，把时间维度拉长理解行业发展脉络，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有三股核心驱动力正在重塑生物医药产业：一是新政策环境，毕竟这是一个强监管行业；二是新技术手段的引入提高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当前对疾病和药物作用机理的认识水平已经从组织到细胞再到基因水平，这是很大的飞跃；三是新进入者的涌现，众多生物技术创新企业、数字技术巨头、商业保险公司、投资机构等都对产业格局、企业商业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单从政策角度来看，以2015年原CFDA启动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为标志的药改带来了制药产业的春天。创新药加速入市、一大批创投企业获得资本追捧，制药板块成为二级市场宠儿，股价大涨。近期集采无禁区、7月CDE抗癌药物临床试验新规等的确对很多企业的收入或者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对比6年前，中国制药产业已经走出了低水平仿制药阶段。展望未来，我们要认识到医改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国民健康。改革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利益重构。我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向着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在挺进。

《21世纪》：我国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此轮医改的目的是什么？

蔡景愚：我们现在强调“三医联动”，避免“医改”变为“药改”。当前的改革不再是九龙治水，每个部门单独制定改革目标；而是强调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梳理表象问题下的根源问题，通过多轮次改革逐步解决问题。

从2015年到2019年是本轮医改第一阶段，由当时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起，在药物审评和药物监管层面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以科学为准绳、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这意味着三点：第一，当时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药品审评和药品监管行政权力来源于对科学技术的把握和追踪。第二，任何药品的创新归根结底体现在临床价值和患者获益，而不是分子式、剂型、包装规格的简单改动。第三，从“中国新”到“全球新”。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如果不能以全球最高标准来指导产业创新，那么中国制药产业将难以走出国门，诞生有影响力的重磅药物和世界级企业。监管理念的飞跃驱动中国药品监管体系焕然一新。

第二步改革主要是由国家医保局负责，目的就是“腾笼换鸟”。引入更多新药保护国民健康；同时将好的药品、好的器械、好的医疗服务从北上广深大城市大医院扩散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覆盖14亿国民，实现医疗公平。这两件事都需要花钱，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省钱的渠道：提倡抗生素合理使用、限制临床收益不大的辅助用药的使用，提出抗癌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化。此外，为了解决看病贵问题，提出药品零加成、基于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带量采购，甚至将部分医疗器械纳入带量采购范围。医保局从事后支付方转型为事前战略采购方，通过控费维持医疗支付体系正常运营。

第三步改革于近期开始，是真正的深水区，聚焦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医疗服务板块。即使把医疗物质采购价格压下去，“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快推动公立医院和医生的收入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医疗健康大数据国家战略也将加速实施，支撑分级诊疗、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和医疗过程费用控制的目标。

《21世纪》：公立医院资源不平等会不会成为“医改”过程的一个问题？

蔡景愚：在人类历史上，医疗公平是一个永恒的理想。但我们要区分“理想”和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可能指望在农村也能建设类似于上海瑞金医院这么大的高等级医院，这不符合社会和经济规律，不是医疗公平的改革目标。

中国政府提出分级诊疗战略以缓解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要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打通医联体内部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医护人员培训和管理体系以及医疗数据体系。否则无法解决医患信任问题、转诊后重复检查和慢性病续方问题。

国家从2017年提出医疗健康大数据战略，提倡以智慧医疗、数字化医疗为手段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卫健委、医保局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互联网医院的“中局”。互联网医院1.0时代是由民营企业建立的，因处方严肃性难以保障而难以得到医保支持。2.0时代是当下各家公立医院自行运营互联网医院，虽然处方可追溯，但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经济的规模效应。未来的3.0时代，我们预测应该是一个以紧密医联体为核心、统一的医疗质量管控体系为基础、数据互联互通为助力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在这种平台上，患者病历、过往疾病史、临床检查结果、处方和医嘱得以顺利流转，支持患者上下转诊和远程问诊。

另外，近期国家开始鼓励以省为单位筹建医学中心。对试点科室，本省实力最强的医院主导筹建横向专科医联体。对欠发达省市，可以跨省引入优势医疗资源，以分院或者合作的形式筹建医学中心。这也是在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以市场力量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多种合作模式力助中国药企“出海”

《21世纪》：7月2日，CDE发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这是否意味着创新药开启供给侧改革？

蔡景愚：药品供给侧改革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我国制药产业少有真正的创新，国外新药也难以进入中国，国内仿制药质量严重低于原研药。因此，药改基本上就是围绕“创新”和“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创新方面，政府倡导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海外新药加速进入中国，新药在国内外上市时间差快速缩短；中国药企通过自有研发、授权引进、投资并购等方法快速扩充新药在研管线。回顾短短六年时间，快速跟进研发战略下的确出现了不少me too/me better类的产品。从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我们觉得这是中国走向真正原始创新的必经之路，不可能一夜之间从仿制药企业一跃成为研发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的创新药企。me too/me better类产品好不好是个“罗生门”问题，企业或许陷入红海竞争，但供给提升确实压低了药价，给患者带来了实惠。连美国也表示欢迎中国PD-1药品到美国申报，希望通过自由竞争解决美国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面对扎堆式创新，监管部门也进步不少。不再用僵硬的行政指令干预企业行为，而是再次强调从临床价值出发调整资源分配、引导市场竞争朝着未被满足的需求去走，让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大国的执政方法是趋同的。

质量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在补课。通过提高仿制药质量水平，结束过期原研药超国民待遇；在质量可比前提下，支付方才能以价换量，通过竞争降低药品价格。集采不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和欧美的差异，无非是国外有多个以商保为主的支付方，而我国是医保占主导地位。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质量一致性评价不是一次性评价。没有质量保障的集采是很难受到医生和患者欢迎的。

《21世纪》：正如你提到的，美国FDA也欢迎中国的新药。近年来，中国药企“出海”的机会日益增多。那么，对于这些药企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这些机会？

蔡景愚：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以前我们说到跨国药企或外资药企，潜意识里就是创新药企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中国药企就是低水平仿制药企业。而今，我们要慎用跨国药企这个词了，因为已经出现了一批以中国为大本营的跨国药企。产业政策引导、国内竞争加剧、创新药企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决心，共同驱动中国药企走出国门。

目前药企出海模式大概有两种。第一种药企具备先天优势，其投资人是一家有全球运营能力的外资药企或投资机构。具备国际化基因的中国创新药企将海外权益授权给到投资人或投资人介绍的合作方拓展海外市场。

第二种模式是中国企业发起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步双报，获批后通过成立海外营销子公司或寻找当地合作伙伴进行商业化。

展望未来，可能还有两种新的出海模式值得关注：

一是“分段式创新”。全球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显。生物创新企业可能在临床前或临床研究早期寻求与成熟药企合作，完成研发、审批、生产、营销过程。辉瑞-BioNTech的mRNA疫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二是“航母式” 或“平台式”出海。中国集采制度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全球所有大型经济体都面临专利悬崖威胁。利润压力迫使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剥离非核心业务。这些业务好比是一艘航空母舰，虽然舰载机已经老旧，但全球管理能力、生产和质量管理能力、商业化运作经验对于中国药企而言仍然是宝贵资产。收购一艘“航母”作为平台，创新药作为新式舰载机将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生物医药难以出现垄断

《21世纪》：今年出现不少“大鱼吃小鱼”或者说并购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蔡景愚：并购拆分是制药行业的主旋律之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如果看一下过去50年国际十大药企的排名，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通过资产买卖的方式进行业务调整，影响企业排名。

我们认为并购拆分这一趋势将会延续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专利悬崖。专利到期后仿制药压低药价，如果在此赛道上没有新产品，该赛道可能就从核心资产降为非核心资产。要么将过期原研药整体打包独立上市或出售，要么小步快跑，将单一药品连同生产基地和销售团队一并剥离。

二是颠覆式制药技术。靶向药、免疫制剂、ADC、溶瘤病毒、mRNA疫苗、细胞和基因治疗……生物制药技术大爆发，导致药企被迫收缩战线，从“大而全”走向“小而精”，在核心赛道紧跟科技进步方向，不断增加投资，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三是国际药品监管体系趋同。各国都发现临床试验是影响创新药开发成功率、获批上市时间的最大瓶颈，因此都在调整政策，引导“分段式创新”。中国加入ICH后，可以基于海外已有临床数据，在国内补充人种差异数据，即可进入新药审评环节。这一制度创新直接催生了授权引进（license-in）模式的大繁荣，产品层面的投资非常活跃。

《21世纪》：就中国整个生物医药行业而言，并购增多是否会导致垄断的结局？为什么？

蔡景愚：我认为基于两个原因，在制药行业内出现垄断性药企是非常困难的。

一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会重塑竞争格局。以肿瘤为例，放化疗、小分子和大分子靶向药物、以PD-1为代表的免疫疗法、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治疗，和正在开发的mRNA癌症疫苗、基因疗法等，在医生和患者看来都是替代性疗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药物都不太可能全盘通吃整个市场。这不是简单的制药技术先进性比拼，而是从疾病诊断、临床获益、药物可及性、支付能力、患者管理水平等多维度争夺有限的患者，领先药企正在从单纯的卖药转型成为整体诊疗方案提供商。

二是药品生命周期有限。一旦药品专利保护期结束，仿制药进入势必带来药品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下降。药企需要在同一个赛道里开发出二代、三代产品，不断夯实在这一赛道里的领先地位，否则“躺赢”的好日子总有一天要终结。

需要强调的是，药企可能难以垄断，但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平台、研发和生产仪器设备、试剂耗材、高质量原辅料，却很可能成为“卡脖子”的瓶颈。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的诸多政策，比如强链补链、技术攻坚、专精特新，其实都是在试图摆脱产业链上游可能出现的垄断。

《21世纪》：今年医改还有一个点就是对合规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药企有哪些影响？

蔡景愚：合规要求一直都在，不是在今年突然加强。药企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端到端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合规要求。大众媒体中频繁提到的营销合规主要是希望斩断带金销售的利益链。在反腐倡廉的基础上，从两票制到带量采购都是试图挤出药价水分，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的改革措施。

除了营销利益输送，临床研究数据准确性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2015年，CFDA审评积压数量庞大，单凭优化审批流程解决不了问题。当时国家提出药企必须对实验室开发、临床试验研究过程中的数据准确性开展自查自纠。随后一大批企业选择撤回药品申报，审评挤压问题迎刃而解。这一事件暴露出我们在临床研究数据准确性中的短板，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7月CDE新规也再次重申，上市许可人作为药品权益和责任的最终承担人，必须加强对临床实验数据质量管理的重视。不能因为临床试验从审批制走向备案制，就放松临床研究合规要求。这些表态是有利于中国制药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

集采降价不会削弱研发力量

《21世纪》： 随着药品集采常态化，药价下降基本已成定局。在“价”与“量”之间，跨国药企应如何选择？

蔡景愚：首先，中国有两种方式降药价：过专利期的原研药和仿制药走的是集中采购路线；在专利保护期以内的药品如果要进国家医保目录，走国家价格谈判。第二种路线没有“量”的保证。

其次，支付方看待集采就是以价换量，但药企不能简单地在“价”与“量”之间做选择题。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那么多中资仿制药企业愿意打价格战？一些数据分析表明，在带量采购之前，在单一品种上很少有仿制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计算集采对收入的提升。但进入集采的仿制药企业很快意识到，哪怕收入上升，因质量提升造成的制造成本上涨可能导致利润下降。哪怕本轮集采成功中标，续约时如被竞争对手以更低价格踢出市场，会导致收入暴跌和产能闲置。对手握原研药的跨国企业来说，最初保价弃标的策略更多是考虑医生和患者长期使用原研药带来的品牌溢价和院外市场发展潜力。但事实证明，弃标同样代价巨大。中国公立医院占主导，处方流转涉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和医疗责任再分配问题，这两个条件决定处方药院外市场有限。同时，在医保+自费的支付体系中，高额品牌溢价难以持续。最终，跨国原研药企业和中资仿制药企业一样，在集采后很难同时保住收入和利润水平。

因此，集采的破局之道在于从单一产品扩展到产品组合。如在同一条赛道有其他新产品，可以降低一个老产品的价格打开公立医院大门，阻击更多仿制药企业入局。再用同一团队同时推广新老产品组合，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

《21世纪》：对一个成熟的大型药企来说，它的大部分研发资金是来自新药的营收和利润。而降价是会影响净利的，这是否会导致研发投入的减少？

蔡景愚：这个问题很好。无论有没有集采，药品开发都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事情。仅靠企业家自有资金能够开发的产品数量太少；而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又会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是很多药企要引入风险投资基金甚至IPO的原因：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支持产业创新。

我并不觉得集采降价一定会削弱企业研发力量。相反，集采是一个很好的重新审视研发策略和在研管线的机会。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反思研发到底是靠堆积数量，还是靠提高质量。有一些药企在研发立项决策、研发进度和成本管控、未来收益定期评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出现了在研项目数量多、转化期长、成功率低、上市后市场表现不佳的情况。同一治疗领域新药数量增多、扎堆式研发、医保价格谈判、带量采购，都在考验企业管理人员的智慧，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潜力的项目上。

《21世纪》：最后，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IPO市场火爆的情况下，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罗氏或者强生？

蔡景愚：制药是一个高监管产业，监管政策是产生优秀企业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制药也是一个硬核科技，产品创新为核心，商业模式和运营能力为两翼。资本是优秀企业的助推器，但最好不要做药效过猛的催熟剂。一家初创企业在5年的时间走完前人50年的路，未必是件好事。我认为一家企业真正走向成熟，不是说在烈火烹油的时候有多好，而是在经历过几轮潮起潮落以后百炼成钢，铸就辉煌。

至于医药板块IPO市场火爆的现象还能持续多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尽管美联储还未开始"收水"，但嗅觉敏锐的投资机构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一旦输血中断，未来半年到一年很多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初创企业或难以熬过资本寒冬。

前路漫漫，我们对中国创新药企的未来保持谨慎乐观。在资本与产业深度结合的今天，我们需要牢记：药品上市只是药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终点。IPO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不应成为企业家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