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背后：降碳、环保与经济增长如何协同推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 深圳报道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正在云南昆明举行。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丧失，超过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土地和海洋利用的改变、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

其中，气候变化对物种的分布、物候、种群动态以及物种组合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47%的受威胁哺乳动物和23%的受威胁鸟类可能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无法适应快速气候变化的物种，则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因臭氧损耗而增加的紫外线也对农、林、牧、渔相关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COP15部长级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类社会同时面临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三大危机，保护地球环境需要在多角度同时发力。

去年9月，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全球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并且，中国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在这一背景下，降碳将成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总抓手。而降碳逻辑下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带来的不只是温度上升的控制，降碳本身也将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也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探索出一条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之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与改善环境的协同

关于如何推进降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不久前指出，降碳不能“单打一”，而是要实现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

他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过程已经过去，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生态总体上也不错，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它们已经没有潜力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了，当前碳减排的问题比较突出。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完全不一样。

“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污染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生态修复的问题也依然突出。另外，中国还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中速增长至少可以保持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刘世锦说。

刘世锦强调，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并非不重视减碳，反而更有利于降碳的推进。

首先，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源性；其次，在动力上，减排的外部性非常强，降碳的成本是由自己承担，一些部门积极性不太高，但降低污染和大家的关系比较直接，民众的积极性比较高，从动力的角度来讲，可以用减少污染这样积极性较高的事情，来带动降碳这种积极性较低的事情；此外，推动生态增绿，可以增加碳汇，这是另外一种协同效应。

从一个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具有同根同源性。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曾介绍，中国的能源结构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占比达到约85%。化石能源燃烧不但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同时燃烧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也是当下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因此，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也可从根源上降低污染物排放。

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化石能源燃烧（煤油气燃烧）占到我国PM2.5浓度的约三分之二，和臭氧浓度的五分之四以上，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碳达峰碳中和、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分别从能源气候经济、生态环境和卫生领域为中国实现更清洁的空气提供了多维度的战略和政策保障，对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发力提出新要求。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则认为，“双碳”气候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注入全新动能。下一步，需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在协调好发展和减排、局部和整体、短期和中长期之间关系的同时，推动重点领域优化转型，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协同实现我国空气质量根本改善。

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果说，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治理具有天然的协同性，很容易取得共识，那么，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协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环保、低碳是给经济发展设“天花板”，约束了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也给企业增加了额外的成本。最近的限电潮中，一些地区出于达到能耗双控要求的目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被诟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

固然，运动式“减碳”需要叫停，但这并不能成为放慢经济转型步伐的理由，反之，中国更需要坚定走上一条绿色转型之路的决心。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中国每年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1%左右，2020年我们的GDP破百万亿元，也就是说损失大约是1万亿元，如果累计过去和未来，损失将不可估量。

“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走上一条生态文明的新路。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方向大部分是低排放的，用减排机制去倒逼，很大程度能助推高质量发展转型。可能短期内一些产业会受到损失，需要政策保障，但从大帐来算，低碳转型绝对是利大于弊。”柴麒敏表示。

并且，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向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新一轮的产业和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只有抓住了，中国才能真正进入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一些地区已经率先尝到了降碳、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协同的甜头。

2019年8月，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其中指出，过去十年，深圳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

深圳的经济转型成就广为人知，新经济占GDP的比重约为2/3，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与此同时，深圳保有了丰富的区域生物多样性，尽管面积仅为全国的五千分之一，但在深圳已发现的鸟种是全国已发现鸟种的四分之一，深圳的空气质量位居全国重点城市前列，被誉为“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也是全国万元GDP水耗、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大城市。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低碳城市大数据工程中心主任、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倒逼一下自己，在追求减少碳排放、空气质量达标的过程中，其实也催生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柴麒敏向记者表示，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意味着，一是在发展模式上，我们很大程度摆脱了依靠高资源投入、高环境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路径；二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创新驱动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是一种新增长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