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对话｜余淼杰：数字贸易正在成为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受疫情的影响，第127届~129届广交会均在线上举办，三次“上云”之后，本届广交会终于首次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国际环境下举办的一次特殊盛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实现广交会历史上多个“首次”：首次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首次线下设立“乡村振兴特色产品”展区，首次举办国家级珠江国际贸易论坛……本届广交会期间，南方财经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

广交会的两个转变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体现

南方财经：余教授您好，我们都知道广交会过去主要是在线下举办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从这一届开始我们终于是线上线下融合举办了，您的参会感受是什么样的？

余淼杰：我觉得广交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交易的平台，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所以我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过来参加我们广交会的论坛。我总体的判断是，现在我们的广交会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相结合，也更好地体现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数字经济的大时代，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不只是一般的商品贸易，还有服务贸易，它也包括了我们刚刚兴起的数字贸易，我觉得广交会的形式刚好是体现了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南方财经：那么从2020年的时候，广交会也提出将加快实现“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全方位的贸易转变”，“从出口促进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并重来促进贸易平衡转变”，您怎么看待广交会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余淼杰：广交会发生了这些变化，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些方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的话，它要做到几点，一方面是要扩大出口，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同时也要扩大进口。扩大进口的好处其实体现在几方面，一个是对消费者来讲因为有更多的进口的产品，所以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进口的产品，能够提升幸福的获得感。第二点的话是从生产者的角度上来说，扩大进口中间品的角度，可以降低中间品的生产成本，比如说我们进口一部汽车的轮胎皮带发动机，如果说这些产品的关税下降，那么对整个汽车的成本也就下降，成本下降的话它利润就上升，所以这对企业来讲是个促进作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说我们进口一部汽车，汽车的关税下降的话，那么这对于汽车的产业来讲是一个竞争的作用。进口竞争的话将会产生优胜劣汰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让更好更多的企业留在市场上。所以的话我觉得广交会从出口，到出口和进口并行并重，刚好是反映了我们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个要求。

另外，除了商品的贸易我们还强调服务的贸易、强调技术的贸易。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同时我们也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在十四五规划的期间，我们可能对服务贸易要加大力度发展。我想到了九个字——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我们要增加服务贸易的总量，调整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别是在旅游、运输、教育产业方面要更好地发力，然后树立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中医产业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方面来入手。因此我觉得今年广交会提出的这些主题的设计非常好地契合了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的主要内容。 

数字贸易成为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南方财经：广交会专门设置跨境电商展区，您怎么看外贸的数字化转型和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兴起？

余淼杰：我觉得今天的广交会设置这个数字贸易专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其实是现在国际贸易的主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数字贸易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数字的商品贸易，比如电子商务化，另外一个就是数字的服务贸易，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同事帮朋友写代码这种叫做软件外包，同时还有数据贸易，比如说阿里云、华为云，所以的话不管是哪一种贸易，都是一种新兴的贸易的业态，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新的发展的态势。

然后我其实想特别强调一点，对数字贸易来讲的话，其实它是数字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撑。中国如果说我们的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车，赶过欧美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不应该只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跟跑，因为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话，尽管我们大力地发展，但人家也在发展高精特尖，所以可能我们还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些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或者是其他国家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的产业进行发力，实现弯道超车。而这个弯道超车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讲的数字贸易，因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跟海外成熟欧美的国家对比起来的话，我们一点也不逊色，因此我们处在一个相同的起跑线上，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相同起跑线上，再加上中国国内的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来创造出我们新的比较优势。

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应尽量多元化

南方财经：截至8月，我国的外贸已经是连续15个月实现了正增长，那么您怎么看待我国外贸的恢复态势，并且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外贸走势？

余淼杰：其实今年中国外贸的正向的增长跟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完全符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或者说是核心的国家，依然是世界工厂最重要的地方。您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中国已经在疫情中完全地恢复过来，而欧美主要的国家在疫情中还没有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需求还是不断地在上升，所以中国的出口在上半年就上升得非常明显，我总体的判断是今年的出口形势跟去年差不多，我们会还是会有大量的贸易的顺差，我对今年总体的外贸形势是看好的。

南方财经：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挺有意思，如果是一个毛绒玩具，从中国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它可能是要经历到包括说像运费的上涨，然后包括说要等待一个空的集装箱等等这样的一些困境，整个物流的成本是暴涨了650%，这也给我们的外贸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压力。那么当前全球的疫情仍然暂未稳定，加上国际航运价格高企，人民币汇率走高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外贸企业它会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余淼杰：那么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可能有一点就是说随着国际经贸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话，外贸企业传统它的出口目的地可能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调整或者搭配。企业不应该只是把出口的目标瞄准欧美这个成熟市场，因为像美国和欧盟市场，虽然它比较成熟，做生意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应该深刻地意识到，中美或者是说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会日趋复杂。给定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其实中国的企业应该做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比如说应该积极地开拓国际的新兴市场，特别是具有活力的“金砖五国”的另外四个国家。

第二点。对产品的出口分类上可能要加以调整，比如说高质量的出口产品，它应该主打欧美等高端市场，然后比如说价优物美的这类产品，应该主打新兴工业国家。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来使得我们的企业应对人民币不断升值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及国际经贸格局更加复杂多变的这种态势。

南方财经：那么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觉得比较优势可能不再是便宜的劳动成本，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余淼杰：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其实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一个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未来20年我们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源泉。相对欧美我们的劳工成本还是比较便宜，但然而相对于东南亚国家，我们的劳工成本已经是他们的好几倍，比如说中国的劳工成本已经是孟加拉的4倍，当然我们的生产率也比他们高，但是我们的生产率并没有达到孟加拉的4倍，所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衣服鞋帽这些产品上，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比其实是没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点。

所以产业要逐步向外转移，向外转移并不会影响到企业，因为企业一样挣钱一样得到利润，只不过是说把就业的机会转移到外面去。因为如果我们还自己出口的话，竞争不过别人的，但是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如果说形成一个国家统一大市场的话，每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扩大来降低它生产的固定成本，然后实现更多的利润。借鉴一下之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他们都是先构建一个国内的大市场，外贸的比重其实相对于内贸来讲比较低，然而它们因为在内贸市场也比较近，因此他们做得风生水起，利润也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做法就是要进一步地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的工作，然后降低地区的贸易壁垒，进一步地扩大，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规范的国内大市场。

中、美、欧三方经贸圈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南方财经：当前的这种大变局之下，我们全球的一个贸易格局它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余淼杰：全球的经贸格局一句话来讲是三足鼎立：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区和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区，它们三足鼎立，逐步形成自己内部的价值链。当然三足鼎立不等于说是三者孤立，三者之间也是彼此相连的。比如说北美自贸区跟欧盟现在正在谈的一个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再比如说中国为核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跟北美的自贸区，我们正在谈的一个其实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看中国跟欧盟，那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不断地进一步的深入融合，但是这是下一步，目前来讲还是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

地区的经贸合作，它背后又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所支撑的。比如说刚才所讲的欧盟的自贸区，它背后所支撑的那就是欧盟一体化，美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区，背后的支撑是美国USMCA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再比如说中国为中心节点的经贸圈主要的一个支撑就是去年刚刚落地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

南方财经：您刚刚说到RCEP和CPTPP,我想请问的是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外贸行业来讲可能是意味着机遇，但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呢？

余淼杰：我觉得总体而言来讲的话，是机遇和挑战都有，但机遇大于挑战。RCEP已经签署落地了，那么CPTPP正在谈判，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形成一个市场规模的扩大，其实是更好的。如果从商品贸易具体内容来讲，它要求商品贸易在一定的期间内，有90%的产品慢慢会实现完全的零关税，这样很好，这样的话企业的成本就下降了。然后一定的时间内，根据发展水平，有的是马上要求零关税，有的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话，10年之内变成零关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所讲到的原产地规则可以累积计算的原则，这体现了一种抱团取暖。什么意思呢？您比如说iPhone的产品，iPhone的产品是中国出口，里面中国是5%的附加值，5%的附加值通常很难被一个国家认为说原产地就在中国，因为世界国际贸易的一个规定是，原产地一般的要达到35%，至少也要低至30%。但是5%离标准太远，如果允许15个国家抱团取暖，中国的iPhone的附加值5%、日本9%、韩国7%，再加上泰国等等15个国家加在一起也就接近快30%。所以为什么RCEP特别重要呢？因为它允许区域之间内合作抱团取暖。

新发展格局下应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

南方财经：我们看到疫情好像是一剂催化剂，也给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余淼杰：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同时也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疫情。我们其实也发现了疫情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的不同，这一次中国的体制优势应该说是体现得非常清晰。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其实可以说是逆势上扬。我举两个指标来说明这点，第一点就是中国的外贸，中国的外贸依然是全球的第一。 第二点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全球的第二位，然后有一度掉到第三位，但是经过疫情之后，今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是全球第一，变成全球第一。就相当于说因为其他国家都衰退得特别厉害，中国虽然总量也没有上升，但是我们保住了这个体量。

南方财经：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深化价值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余淼杰：关于价值链的深度合作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三个圈，刚才所讲的亚太经贸圈和欧盟一体化、北美自贸区，然后通过三者之间的彼此联系，CPTPP、TTIP，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中欧CAI全面投资协定，来进行深度的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互利共赢的一个开放的合作的营商环境。

南方财经：那么有没有哪些是可能会影响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中国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余淼杰：第一点是我们说的国际经贸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然后逆全球化有所抬头。第二点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不只是在中国存在，在全球中更加是共同的一个话题，所以这两点挑战应该说是百年未有大变局我们所深受的挑战。同时各国也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疫情，我个人的判断是人类迟早能够从疫情走出来，只要人类团结一致，疫情不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面对共同的经济问题，比如人口的老龄化，比如说怎么样打造一个合作共赢、开放、共享这样的一个国际经贸环境，所以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记者：赖 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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