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AIIB首席经济学家：AIIB将加大气候领域投资力度，推动亚洲绿色议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长沙报道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人类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疫苗接种不足、政策工具有限、债务水平高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并将在未来几年都难以走出疫情影响。

多边开发银行在推动后疫情时代的绿色经济复苏中有着怎样的角色？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将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怎样的冲击？基础设施融资如何避免进一步增加东道国的债务负担？为了备战下一场大流行，哪些短板亟需被补齐？

针对上述问题，10月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期间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

自2016年成立以来，亚投行一直专注于为能源、交通和水利等行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新冠疫情期间，亚投行在继续坚守促进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使命的同时，积极行动并迅速调整了业务重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资金需求。其于2020年4月成立了总规模为13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CRF），用以帮助成员缓解疫情为它们经济、金融系统和公共医疗等方面受到的冲击。去年，亚投行还成立了以医疗和教育为投资重点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有机会对基础医疗进行投资。基础卫生系统对于应对疫情的重要性已经被重新认识。”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增加健康版块的内容。”

据悉，亚投行的“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可为紧急公共卫生需求提供资金支持，例如投资紧急卫生基础设施项目，疫苗融资，或是对受疫情影响的制造业等其他生产性领域提供融资。

多边开发银行在疫情下可以做什么？

《21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至5.9%。你怎么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这次微调是否充分反应了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的逆风？

伯格洛夫：我认为，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不是GDP增长的确切数字，而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差距。IMF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超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在大流行带来的许多变化中，不平等的加剧尤其值得被关注，特别是在疫苗分配方面。IMF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依然在复苏，尽管势头有所放缓，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增长的前景并不是均衡的。

另一件事值得关注的事情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的分歧也在变大。有一些国家在面对新一波疫情时表现较好，并拥有足够的可支配资源，但大多数国家要度过眼前的难关是非常困难的。

《21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伯格洛夫：疫情之下，多边发展银行确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融资，而且可以帮助发展中成员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场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基础卫生医疗系统的重要性。多边开发银行正在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紧急需求当作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走出疫情影响。随着新病毒变种的出现，这些国家不得不经历新的疫情，这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疫情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需要应对的挑战，比如向净零排放经济的转型。在这方面，多边开发银行有责任帮助其成员加速绿色转型，为它们提供必要的融资和以及推进数字技术设施的建设。

《21经济》：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多边开发银行如何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长期投资，特别是如何鼓励和动员私营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

伯格洛夫：多边开发银行不仅可以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管理许多项目风险，亚投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加入，可以确保项目在采购政策、环境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践行高国际标准。当前，亚投行正在加快在气候、绿色投资领域的投资。我们已经提出到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达到亚投行全部批准投资总额的50%，我们对实现这个目标非常有信心，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41%。

《21经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全世界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为下一次大流行的到来做准备。但亚投行的专长似乎是在硬基础设施方面，你们将如何扩展到软基础设施领域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合作伙伴吗？

伯格洛夫：是的，这就是我们在做的。我们在卫生领域开展的项目都是有合作伙伴的，主要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我们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关系并不是“竞争”，我们寻求合作，共同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积极的合作伙伴，一起关注这个领域的资金缺口。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应被高度重视

《21经济》：根据IMF的数据，2021年,全球债务估计占全球GDP的97.8%，这比一年前低了0.8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你对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是否感到担忧？

伯格洛夫：我们确实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都增加了很多。但同样，不同国家的债务问题有很大差异。发达经济体不仅体量庞大，还能调动大量的资金来应对疫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尽力提供了大量的纾困措施，但现在造成的问题是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大概增加了10%至20%，这个增幅比全球金融危机时要高得多。因此，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债务可持续问题比当时要严重得多。

作为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我们必须对债务问题保持高度谨慎，以避免使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的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我们的投资是否有助于东道国降低债务水平。通常来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投资的新能源项目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这有助于增加政府预算收入。我的部门有相关专家专门研究债务可持续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与IMF保持密切沟通。

《21经济》：能否具体谈谈亚投行如何管理债务风险？会根据债务水平将各国分为“红色国家”、“黄色国家”和“绿色国家”吗？

伯格洛夫：我们有一些评级。我们通常会遵循国家的官方评级，然后具体研究每个项目的风险，以及所在国政府的收支状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提高某国电力系统的能源效率，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助于增加该国政府预算收入。在很多情况下，初始投资很快就可以产生回报。所以，要重点关注这些项目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是什么。也许在过去，这更多是我们顺便做的事情，但现在它变得非常重要。

另外，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也很重要。如果你认真地做项目，你更有可能给政府创造收益。但如果一开始就在标准上有所妥协，没有采用高标准的采购政策，那么政府的采购成本就会高得多。在我们看来，采购规则可能是最有效的降低政府赤字的手段之一。我们必须确保项目的采购是有效的和充分竞争的，我们一直遵循国际高标准。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将带来溢出风险

《21经济》：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很快逆转货币政策。怎么看美联储政策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伯格洛夫：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风险，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之一，可能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资本外流。但令人鼓舞的部分是，美联储等中央银行已经意识到它们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与上一次发生缩减恐慌时非常不同。关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现在有更多的公开对话，包括何时停止量化宽松、合适开始加息，这有助于其他国家准备好政策工具，减轻受到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政府外债，而如今要少得多，虽然有些国家的私营部门的外债有所上升。去年3月，我们看到了大量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快速流出，但好在很快局面就出现了逆转。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幕是否会重演。

《21经济》：现在，亚投行已经可以提供一些本币计价的贷款了，对吗？在汇率可能发生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对本币融资有更高需求？

伯格洛夫：这方面可做的很多，因为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产生以当地货币计价的收入。以当地货币提供贷款非常重要，否则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不匹配”。这正是美元和欧元货币政策发生调整时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我们需要提升本币融资能力，以满足成员的需要。因为我们在大多数国家的贷款规模还不够大，暂时还无法发放本币计价的贷款。一定程度上来讲换币对冲会使得融资变得相对昂贵。我们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银行合作，通过发行当地货币的债券来给它们提供本币融资。但是这需要一定规模的发行量，需要时间在市场上建立可信度。

银行战略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的宗旨与目标

《21经济》：当前，我们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多边开发银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伯格洛夫：无论是在减缓方面，还是在适应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在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我们也可以为提高能效做更多工作。在大多数国家，电力化可能都是降低碳排放最经济的方式，我们将在这个领域做更多努力。我们已与很多多边开发银行一起承诺对标《巴黎协定》。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每个项目都要确保项目标准、投资方式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比如，自成立以来，我们没有给任何燃煤电厂提供过融资。此外，对于很多项目，我们现在必须更加认真地研究，因为需要确保投资组合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亚投行今年即将举办的年会上，我们也会宣布相关目标。在与其他开发银行的合作中，我们还希望建立能够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机制，因为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支持才能不在能源转型中掉队。

《21经济》：中国已经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你对此有何评价？这个决定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怎样的影响？

伯格洛夫：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进展，释放出了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要推动能源转型，我们需要提前释放的明确信号。现在，有些国家可能还需要煤电项目应对能源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不应该再新建新的燃煤发电厂，因为这将成为搁浅资产。我认为，中国承诺不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也会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在减排方面的目标。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说，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推动更环保的项目，以实现更高的标准。这些积极的举措将有助于确保“一带一路”投资真正为东道国服务，不会建设低于标准或很快被退役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