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郑永年：我们会长期处于“有限全球化的时代”

2020年初至今，一方面，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地冲击着全球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各国产业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加深之势，WTO等多边经贸机制的改革停滞不前，全球化的方向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10月23-24日举行的“百川论坛——当代世界产业政策2021”主题研讨会上谈到，“上世纪80年代超级全球化时代现在已经结束，我们会长期处于‘有限全球化的时代’”。“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渐进式的。中国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新形势下，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找到中国产业政策的转型方向，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辅助国民经济，克服内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之手的作用。

对于全世界产业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而言，亘古不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在不同产业中的关系？

郑永年指出，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的实践。近代以来，除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时期，只有当民族企业在政府保护之下成长起来之后，才真正向世界开放。例如，英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市场”，而在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政府则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的各种外部不确定性比经济学教科书里的理论模型描述的要复杂得多。因此，郑永年教授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不但需要对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环境进行深入考察，同时也要全面系统地评估国际环境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产业政策方面的重大变化，从而为确定中国未来产业政策的战略方向提供依据。

郑永年教授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产业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或者干预，使得它在很多领域中的推行比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从而也促使它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今，中国经济正迈向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将长期处于一个可以称之为“有限全球化”的时期。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郑永年强调，“发展还是硬道理”。正如中国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接下来也要继续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在“把经济的饼做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分配。这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从以往的数量扩张型经济转向质量提升型经济。

郑永年教授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政策和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互相影响、不可分割。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