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王晓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雪晴 深圳报道 10月19日到25日,2021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七届深圳国际创客周,在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的长富金茂大厦举行。
这座大厦的40楼上,邱幸正独自坐在一间168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周围摆满了芯片封装的产品和机器。在邱幸隔壁的会议室里,做生物技术的高一博正在和一家投资机构谈合作。在他们楼上,做光学仪器的彭华军刚从另一栋楼回来,那里是他公司的研发和试验基地。
虽然所从事领域不同,但他们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都是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都是近一两年才搬过来的创业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特色平台,位于深圳福田区南部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已经上升为一项新的国家战略,承载着推动两地深度合作的重要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科技属性、香港元素的企业和项目被引进落地,他们有的已经日臻成熟,有的正从一人做起,有的看重这里是政策高地,有的依然面临发展困惑。归根结底来看,一家家企业是承载重大战略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深港协作这一宏大叙事下需要关注的微观视角。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园 摄影/王晓涛)
事实上,邱幸的优威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今年9月9日才注册落地。2020年初,他取得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在此之前,他和深圳的交集“只是上学时来逛过几次”,对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更是没什么概念。是今年在自己导师李世玮的推荐下,说这里是政策先发地,以后会很有发展前途,让他有了想来试试的想法。
“香港学校的学生有个特点,就是很信任导师的话”,邱幸通过导师联系上了学校在深圳的孵化器——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后他打定了主意,独自一人就从香港过来了深圳。从做完隔离上班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
与邱幸不同,高一博的尚维高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起初落地在深圳龙岗,主要考虑的是发展空间和场地成本因素。2020年3月在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的召集下,开始从龙岗搬来河套地区办公。高一博认为,这里区位条件更好,离香港和校友都更近,而且生物医药和半导体是河套地区的两大主要发展产业,和自己做的事儿刚好契合。
彭华军的纳德光学有限公司创立于2015年,之前是在深圳南山区的深港产业研基地。之所以今年初从南山迁来河套,主要是考虑到河套相比南山科技园空间更充分、离香港更近,而且河套划拨了几层楼给港科大做深港协同创新空间,自己对政策动向比较关注,公司也符合进驻项目要求,进来后还给配套了实验空间。
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推动与深圳产学研对接的专门机构,香港科技大学深港协同创新研究院是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主管部门。研究院执行总监高凌云介绍,目前蓝海湾孵化港内共有24家企业,其中22家都是港科大校友企业,另外2家是港科大在深圳举办的创业大赛优胜企业,“都经过严格筛选,不但符合河套要求,而且达到了港科大标准”。高凌云和彭华军都认为,强化政策触达性吸引高质量企业落地,的确需要重视孵化器和高校导师等的中间桥梁作用。
(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孵化港展出的入孵企业产品 摄影/王晓涛)
在物理空间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与外界有闸口分隔,目前仅有福保站一个地铁口。记者在下班时分看到,人流车流排队现象较为集中。“上下班是个问题”,彭华军如此说到。
对此,出生于1989年的邱幸的解决办法是,就在不远处的沙嘴村找了间房子。“我对住宿要求不高,就考虑上班方便”,邱幸认为这个距离坐公共交通要绕路费时间,每天打车负担不起,也不符合自己创业者的身份,“骑共享单车,15分钟就到,很方便”。
一个人来深圳,邱幸很少过周末,“都是泡在实验室”。对他来说,公司和租屋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靠共享单车串联,逐渐变成一种习惯。前些日子天热的时候,骑单车过来会出一身汗,他就在办公室放件备用衣服,出了汗到公司就换上,也很自在。
如果邱幸是“一人过好全公司不愁”状态的话,彭华军就得考虑团队通勤的问题了。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大致就是以前的福田保税区,属于一块凸出的区域。在彭华军看来,周边生活配套和交通串联都还有待完善。目前他公司的员工一部分是住在宝安等原特区外区域,“上班要一个来小时”;还有一部分住在附近的,由公司给予租房补贴。
彭华军认为,随着河套的发展,集聚在此的上班人群越来越庞大,目前福保地铁口只有极为有限的接驳巴士,“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说规划地铁和公交线路需要过程的话,增开接驳巴士应该是个当务之急。
高凌云也表示,河套关口在晚上11时就会关闭,如果加班超过这个时间节点,外面车辆进不来,她们就要自己走出去打车。目前来看问题还不大,但随着河套的发展,“像南山科技园那样的深夜加班现象会越来越多,那时就需要重视了”。
(10月19日到25日,2021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七届深圳国际创客周在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举办 摄影/王晓涛)
创业者和企业搬来,目的当然是求发展。高一博的尚维高科做生物技术,这两年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有50人左右的团队,有约30人在珠海生产基地,约20人在河套做研发。去年搬来以后,他已经成功实现了一轮融资,目前在做的正是新一轮。与记者聊完,就在同一间会议室内,他就要紧接着见投资人了。
在高一博看来,河套目前是政策高地,很能吸引关注和集聚资源,“经常有投资者过来看项目”。另一方面,高一博认为做硬科技还必须配备试验空间,这在写字楼里面就不太能实现,而河套地区由于以前是福田保税区,也保留了一部分厂房做相应改造配套,布局了生物医药产业园。下一步,他有计划把珠海的生产团队也迁过来,“河套的确算是我们的一个福地”。
彭华军和邱幸也大致认可高一博的这种说法。彭华军日常办公和测试产品分在河套的两栋楼上,他认为具备生产和测试空间,“是河套相比于其他商务区的一大优势”。他指着楼下比较低矮的几栋楼说,那里以前是做物流和保税的,现在改造成生产测试空间正合适。研发、测试、生产尽量一体化,才更有利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他希望接下来自己还能更进一步,“把所有环节都结合在一个空间”。
邱幸也表示,经常有投资者过来,也有媒体来采访。他觉得这就能让他感到力量,“起码自己是更可能被看到的”。从公司发展来看,投资对接和媒体宣传无疑都是便利条件,从自己作为创业者个人来说,“也希望多和人交流”。
一家企业从初创到实现盈利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作“死亡谷”。此前的一项研究显示,90%无法吸引到投资者的企业会在3年内倒闭。邱幸表示,特别早期的初创企业面临着找资金难的问题。他说,“希望深圳市、尤其是河套地区出一些对于特别早期项目的支持政策。”
在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的内部平台上,有入孵企业和校友企业交流的线上渠道,线下也会举办相应活动。高凌云和彭华军都希望,这种模式能在整个河套合作区推广,园区内企业多交流对接,一方面比较可能形成产业链对接,另一方面能缓解创业的孤独感。“比如我想要做个产品包装,对面中芬设计园是不是就能做,”彭华军如是说。
(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俯瞰香港 摄影/王晓涛)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港之间物理距离最接近的区域。从长富金茂大厦这座园区最高楼望出去,窗外就是香港的绿水青山,福田和皇岗两个口岸都肉眼清晰可见。
“那里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香港园区。”彭华军指着斜对侧一片黄土工地如此介绍。不同于深圳一侧的相对成型,深圳河对岸的香港片区一直是有待开发的原始区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深港两侧进度大不相同,香港媒体的宣传也相对有限。彭华军打趣说,香港那边现在黄土工地的情景已经很有进步,因为“以前一直是一片草地”。
疫情之下深港长期封关,人员和要素流通都不方便。邱幸举例说,前段时间从香港寄来一个样机,到深圳各种程序下来要两周时间,很影响开发进展。高一博和学校也有联系,港科大校内和导师有不少项目还值得落地,因为疫情都沟通互动不起来。“最希望能早日通关吧”,高一博如此说。
高一博和邱幸还希望,通关后能有更多和香港对接的规则,比如能否在河套适当开放外网方便查资料,是港科大的学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其余还包括货物流通、税收优惠和资格认证等。除了物理距离,“其他距离也能近一点”。
实际上,虽然是港科大博士毕业生,但高一博和邱幸分别来自山东和浙江,如果说深港封关和规则不同对他们带来的是工作不便的话,对于早已加入香港籍的彭华军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家庭影响。
彭华军的配偶和子女都在香港,疫情以来他很少回港,与家人见面的周期要以半年计算。去年他只回去过一次,付出了隔离21天的代价。“现在不要21天,但还要14天”,作为一名创业者,彭华军很难负担得起这个时间间隔。“为了创业,只好舍弃家庭”,是彭华军作为个体在时代背景下的选择。
(作者:王晓涛,王雪晴 编辑:辛继召)